□ 任兴林

在渭北旱塬的丘陵沟壑间，麟游县的名字已静静流传了1400多年。翻阅《宝鸡市志》《麟游县志》等历代方志典籍便知，这个名字的诞生绝非普通的地域标识，它与隋末唐初的政权更迭密切相关。其背后，不但蕴藏着厚重的祥瑞文化内涵，而且交织着深刻的政治需要、军事布局、要地管控、人心笼络等多重考量，更有李渊隐藏在祥瑞里的夺权心机。

隋末乱世，天下动荡。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李渊率军攻入长安，并未直接称帝，而是拥立代王杨侑为隋恭帝，改元义宁，自己则掌控实权。这便是仅存在6个多月的“义宁政权”。此时，关陇地区作为隋唐统治的核心腹地，行政秩序早已在战火中崩塌。李渊集团要稳住局面，必须迅速重构行政体系，而位于渭北高原麟游境内的隋仁寿宫，成了这场布局中的关键节点之一。

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后，于开皇十二年（592年）诏令绘制山川图，以便从中选出建造离宫之地。岐州官员随即将麟游镇头（现麟游县城所在地）的山川图送往长安。开皇十三年（593年）正月二十一日，隋文帝出巡岐州，按图索骥来到麟游镇头，发现这里三山环绕、三水交汇，地势险要且环境优美，是避暑消夏、处理朝政的绝佳之地，遂于二月初六下诏，任命右仆射杨素为总监、宇文凯为将作大将，在麟游镇头（时属普润县）修建离宫。开皇十五年（595年）三月离宫建成，取《汉书·董仲舒传》中“尧舜行德，则民人寿”之义，命名为“仁寿宫”。隋文帝先后六次前往仁寿宫避暑消夏、处理朝政，在第六次避暑期间在此驾崩，隋炀帝杨广亦在仁寿宫继位。仁寿宫由此承载着隋朝皇权传承的象征意义。李渊辅政后，第一时间下令罢废仁寿宫，这一举动暗藏了明确的政治信号——宣告隋朝统治的终结。

从地理上看，麟游是关中平原向北进入山区的门户，更是拱卫长安的军事要冲，战略地位举足轻重。罢废仁寿宫后，填补当地权力真空迫在眉睫，在此地置县设郡、加强管控便成了必然选择。

就在此时，一则“祥瑞”消息传遍关中：有人在仁寿宫境内捕获了白麒麟。在古代，麒麟被誉为“仁兽”，是“天命所归”的核心象征。李渊集团立刻敏锐地抓住这一契机，于义宁元年（617年）从普润县中拆分出一块区域设置新县，以“麟游”为名，寓意“麒麟游弋之地”；同时设立凤栖郡，郡、县治所均设在仁寿宫。

新设郡县，必然要配套建立官僚体系。李渊恰好借此机会，安置起兵功臣、心腹亲信，以及归降的地方豪强与隋室旧吏。通过授予官职，将这些人纳入自己的统治体系，既兑现了论功行赏的承诺，又牢牢强化了对地方的控制，一举多得。与此同时，麟游县的设立，让李渊集团能直接掌控当地的人力、物力资源，征收赋税、征发徭役，为统一全国的战争提供后勤保障。

“麟游”这一命名绝非随性之举，而是一步精准算计的政治妙棋。要知道，李渊在太原起兵时，就曾借“桃李民谣”为自己造势；如今以“白麟祥瑞”命名新县，正是要向天下传递核心信号：自己的统治顺应天命，为后续取代隋朝彻底铺平了舆论道路。

隋义宁二年（618年），李渊集团进一步将凤栖郡更名为麟游郡，让郡、县同名，以此进一步固化“麒麟祥瑞”的政治符号。同年五月，李渊正式称帝建唐，改元武德，麟游郡也顺势升格为麟州（也称西麟州）。这一调整，既顺应了唐初“罢郡置州”的改革潮流，更凸显了麟游在唐初政治版图中的特殊而重要的地位。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李世民整顿全国州县，麟州被废，麟游县改隶岐州，此后其行政隶属关系长期稳定。要知道，在唐初关陇地区新设置的85个县中，后来的罢废率极高，而麟游县却能始终留存，名字也一直沿用至今。

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李世民下诏修葺仁寿宫改名为九成宫，并五次驾幸九成宫。永徽二年（651年）唐高宗李治下诏维修九成宫，更名为万年宫。乾封二年（667年）又复名九成宫，唐高宗曾八次驾幸九成宫。开成元年（836年）遭受水灾，九成宫逐渐衰败。

从地方志视角回望，“麟游”之名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地理标识。它是隋末唐初军事战略布局的鲜活见证，是李渊集团构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工具，更堪称中国古代祥瑞文化与政治需求深度融合的经典缩影。如今，当我们翻开《宝鸡市志》，细细品读“麟游”二字的由来，实则是在触摸一段政权更迭的风云历史，感受传统文化中“天人感应”的政治智慧。这正是地名背后最珍贵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