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2026年第5期 （总第429期）

导语：陈漱渝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以严谨笃实的治学态度著称学界。他为人谦和低调，待人诚恳宽厚，却在涉及史实真伪的原则问题上毫不退让，乃至把“自辩”作为自传的主题。其为人为学皆体现出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在喧嚣的学术环境中始终保持着一份难得的清醒与自持。他以“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着一字空”的劲头研究鲁迅、书写鲁迅，试图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却无比艰深的问题：鲁迅是谁？

文 / 王若

辛勤母瘦子初肥

1941年7月，陈漱渝出生于陪都重庆的歌乐山中央产院，这也是他姓名中“渝”的来历。他的母亲王希孟是青岛一所教会学校的高中毕业生，原被学校保送出国学习医护，后因战争爆发而取消，辗转到了重庆。父亲陈维彦是黄埔军校九期学生，毕业后在国民党炮兵部队任职。两个人是表兄妹，经家人撮合而结婚，并无太深的感情基础。在母亲怀孕生子期间，父亲另觅新欢。

母亲性格很刚毅，听说丈夫出轨的消息后，毅然断绝了与他的所有关系，也失去了所有的经济来源。在陈漱渝不到2个月大时，母亲历经九死一生，艰难地带着他回到了湘西边城凤凰。当老家的亲人们，看着两个人饥肠辘辘、骨瘦如柴，不由得抱头痛哭。母亲心怀委屈，偶尔学写几句旧体诗词排遣抑郁。她写过一首吟咏燕子的七绝：“谁言寸草报春晖，天理人情总不违。最是多情檐下燕，辛勤母瘦子初肥。”陈漱渝一直带着这首诗，时刻提醒着自己要牢记母亲的养育之恩。

出生22天的陈漱渝与母亲（图片由陈漱渝提供）

陈漱渝头脑聪慧，但手脚并不灵活，做事笨手笨脚。每次母亲让他洗碗，他要么洗不干净，要么就把碗给打碎了，直到后来母亲不让他做任何家务。自传《我活在人间》里有这样一处描写：他给恩师李何林沏茶，却因紧张被开水烫伤了手背，差点将茶盏摔破。又想替李师母提放在网兜里的一钵茉莉花，不料又将花苞挂掉了好几朵。弄得恩师跌足大呼，“你别提了，你别提了！”

读书是陈漱渝最擅长的事情。1951年，他由长沙会春一小肄业，跳级考入长沙雅礼中学。这是一所美式教育的学校，体育课上会打一种很大的“笼球”，课余时间还可以练习拳击。他第一次看到拳击手套很好奇，就戴了起来，没想到一个师兄径直向他走来，二话不说就给他头上来了一顿暴击，一下子把他给打蒙了，以至于到现在还有不由自主晃脑袋的后遗症。

中学课本里有两篇鲁迅的文章：一篇是《记念刘和珍君》，另一篇是《为了忘却的记念》。陈漱渝说：“这两篇文章影响了我的一生，也影响了我的文化性格。”鲁迅对北洋军阀政府暴行的痛恨，对青年学生的热爱，这种爱憎分明的态度，让陈漱渝懂得，文化人应该挺直精神的脊梁。

1957年，年仅16岁的陈漱渝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接受了系统的学术训练，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功底。他最喜欢泡图书馆，经常坚持到管理员锁门才离开。多年后，他回忆起大学生活时说：“饿的时候把书当干粮，冷的时候把书当衣被，孤独的时候把书当朋友。”

1960年，陈漱渝在南开大学（图片由陈漱渝提供）

当时大学实行5年制，除了正常参加学习以外，还要下海河修堤筑坝，参加“反右”等政治运动，乃至被抽调参加河北邯郸农村的“整风整社”。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学生们在农村度过了4个月时间，每天只能吃4两干粮，陈漱渝全身浮肿严重，还得了一次急性黄疸型肝炎。虽然生活很艰苦，但学生们精神很昂扬，每天都唱着战斗歌曲。这种“农村大学”的历练，让他刻骨铭心。

两棵枣树的激励

1962年，陈漱渝大学毕业。因为“家庭出身”原因，成绩优异的他没能留在高校或研究机构，而是在北京等待分配，一等就是半年时间。因为没有工资，他只能用开水就馒头吃，想方设法省钱。

当时担任北京第八女子中学（后来改名为鲁迅中学）的校长王季青，为了振兴学校而广泛招贤纳士，把陈漱渝调了过去当语文老师。这所学校的原址，就是鲁迅曾经任教过的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很多学生都对鲁迅感兴趣，经常向老师提问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的一些事情。陈漱渝在《天津晚报》刊文，赏析鲁迅的七律《莲蓬人》，这是他大学时写的短文，也是他研读鲁迅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意在赞美鲁迅的风骨。

后来，校园里也不再平静，经常发生政治运动。陈漱渝再次因为“家庭出身”受冲击，被安排到“五七干校”，经常要掏粪、收炉灰。他性格中的弱点在那个时刻暴露无遗——既自尊又脆弱，既想坚持真理又害怕皮肉之苦，他决定以结束生命的决绝方式捍卫自身的尊严。幸好一个青年教师通知他去参加批斗，发现他自杀后大声呼叫，厨房大师傅蹬着三轮车送他去医院抢救，自杀最终未遂。为此，他遭受了更猛烈的批斗。

一个偶然的机会，陈漱渝读到了鲁迅散文诗集《野草》当中的文章《秋夜》。文章开篇写道：“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文中用动人的笔触写道：“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尽了。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

这篇散文虽然短，可是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情境当中，让陈漱渝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和激励。他在心里种下“小粉红花的梦”，在暗夜里看到了微芒的曙光，因此顽强地活了下来。通过这件事，陈漱渝把鲁迅的书当作精神支柱和救命稻草。

“文革”期间，陈漱渝和学生一起下乡参加劳动。他在京郊的农场种过地，喂过猪，修过水渠。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他仍然偷偷阅读鲁迅的著作。没有书，他就背诵；没有纸笔，他就默记。直到1972年，他才被“解放”，重新回到鲁迅中学教书。

1975年底，学校领导安排陈漱渝做一个题为《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的讲座，以落实“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的“最高指示”。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陈漱渝找到在鲁迅博物馆工作的师兄张小鼎，请求借阅馆内特藏的《女师大周刊》。张小鼎虽然此前与陈漱渝并不相识，但是十分热情，很快帮他办妥了借阅手续。靠着收集的大量第一手史料，这堂讲座效果很好，很多中学、大学学生，包括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学员，都专门赶来听他讲课，把教室挤得满满当当。

1976年鲁迅博物馆设立鲁迅研究室，由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李何林担任研究室主任，鲁迅博物馆推荐陈漱渝作为研究人员，得到恩师李何林和李霁野的支持。他就此走上了专门研究鲁迅的道路，完全改变了后半生的轨迹。

改革开放初期，鲁迅研究十分热门。陈漱渝想到了一个题目：“鲁迅在北京。”他在查阅鲁迅博物馆文物的基础上，又去了首都图书馆的北京地方文献中心，有意识地收集整理鲁迅从1912年到1926年，在北京14年的工作经历和生活故事。“那时候我们叫‘抢救活资料’”，陈漱渝后来回忆，“那些与鲁迅同时代的文人学者，很多都已是古稀之年，再不采访就来不及了”。他记得采访章川岛先生的情景。章老是鲁迅的好友，也是《语丝》杂志的创办人之一，当时已卧病在床。他握着陈漱渝的手，断断续续地讲述1920年代的往事，讲到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的仗义执言时，浑浊的眼睛里突然闪出光芒：“鲁迅先生是真正的君子，不畏强暴，不欺弱小。”

课余时间，陈漱渝骑着一辆二手自行车，穿梭在胡同之间，走访鲁迅在北京的足迹：从绍兴会馆到八道湾，从砖塔胡同到西三条，向老住户打听当年的往事。一位住在八道湾的老太太告诉他，鲁迅和周作人失和后，是拉着一辆板车离开这个院子的，车上只有简单的行李和书籍。

这些看似琐碎的考证，实际上是在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1978年，《鲁迅在北京》出版，为鲁迅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陈漱渝在序言中写道：“我们要做的，不是把鲁迅塑造成神，而是让他回到人间，让他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站在读者面前。”

陈漱渝在鲁迅博物馆办公室（图片由陈漱渝提供）

一个都不宽恕

作为研究鲁迅的专家，一个难以回避的主题就是如何看待鲁迅与当时文人的论战。陈漱渝认为，必须尊崇鲁迅这样的经典作家和民族英雄，但又不应该简单化地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对于鲁迅针砭过的对象，都需要进行独立的研究。因为鲁迅对他们的论述往往是针对他们一时一事的具体言行，不能视为对他们的盖棺论定。因此，他策划了《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一书。

这个策划申报后，一连几家出版社都未能通过，理由是“几十年前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没有什么意思，也免得惹是生非”，让他很失望。这本书最后在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印了两万册，居然还被数度盗版，尚可聊以自慰。

实际上，陈漱渝也是经常跟文友发生争辩，以至于频繁得罪人，严重的甚至会反目成仇。华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钱谷融曾直言不讳地对他讲：“你这个人好辩。”为了这一个“辩”，陈漱渝吃过不少苦头，乃至于他退休之后，任职长达32年的鲁迅博物馆，基本上不再邀请他参加该馆的学术活动了。

陈漱渝写自传《我活在人间》，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自辩”，为学界纷扰亮明自己的态度，留待后人评说。书中，记录了三次让他印象深刻乃至付出惨痛代价的争辩事件。

第一个发生激烈辩论的对象，是现代史研究者沈鹏年。在20世纪70年代陈漱渝开始在北京图书馆自学鲁迅时，曾参考沈鹏年编写的《鲁迅研究资料编目》，按图索骥借阅相关资料。他还抄录了沈鹏年撰写的文章，为此专门写了一封信向对方求教。

然而，正可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在陈漱渝调入鲁迅研究室专门从事鲁迅研究后，发现沈鹏年把鲁迅批判的“芸生”认定为瞿秋白等错误，特别是在1982年发表“毛泽东到八道湾会见鲁迅”、1986年发表“周作人根据共产党方面的意思出任伪职”等文章，引发了他的质疑，于是几次写文章进行批驳。几轮辩论后，沈鹏年在编撰个人选集时特意拿掉了那些引发争议的文章，却把陈漱渝当年的求教信与现在的批判文章放在一起给别人看，作为他前恭后倨、判若两人的证据。倒是陈漱渝将自己的5篇檄文收入《鲁迅史实求真录》，为这段史界公案留下了翔实记录。

陈漱渝陷入的第二场争辩，则是关于一个假设：“假如鲁迅活到今天。”其实，这是一个老问题，早在1941年，许广平就发表过文章，题目就是《如果鲁迅还在》；1946年，某杂志也举办过“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的笔谈。2003年12月底，陈漱渝到中国现代文学馆作演讲，说鲁迅“看到了”今天的发展成就，也“感受到了”当前的问题，对当前的文艺状况应该是“欣慰之中有隐忧”。

陈漱渝的这番演讲，受到了韩石山的激烈批评，认为他是一个“无常识”“昧良心”，只会说“大话”“空话”的不可救药的“御用文人”。双方你来我往，发生了好几次激烈争辩，火药味越来越浓。这场原本是文学与史学界的争论，竟然演化为一场不可开交的论战。回忆往事，陈漱渝坦承“这是我生平一大糗事。我在论争中陷入泥坑难以自拔，完全是因为我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对方”。

最让他久久难以释怀的，莫过于他和周海婴的失和。周海婴是鲁迅研究室的顾问，早期与陈漱渝关系十分密切，曾经为他撰写《许广平的一生》等文章提供了很多独家资料。一些学者撰写关于鲁迅的文章时，周海婴也会要求他们征询陈漱渝的意见。

然而，陈漱渝不慎卷入《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展开的论争，两人最终形同水火、彻底交恶。造成矛盾激化的诱因，既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与许广平之间关于编辑版权的争议，又有关于“鲁迅的死因”和“毛罗对话”的质疑，还有关于“1944年鲁迅藏书险遭出售”的“严重差错”，以及关于“回忆录是否可信”的争议。两人多次在媒体上发表辩论文章，“周陈失和”一时引发鲁迅研究界热议。在2005年的一次重要会议场合，当陈漱渝登台发言时，周海婴当场离席，表示不齿于与他为伍，两人的矛盾彻底公开化。

对于失去周海婴等朋友，陈漱渝内心感到十分痛苦。但他认为，作为史学家，就是要像鲁迅那样去战斗，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自己的原则和立场，眼里容不得沙子，该出手时就要毫不犹豫出手。

陈漱渝既爱辩论，又很较真。早在从事学术研究之初，他就编写了《鲁迅史实求真录》，其中包括多则关于鲁迅史实的正本清源。书中，他以丰富的史料，辩驳了“鲁迅是通日卖国的大汉奸”“鲁迅从来不骂日本人”“鲁迅不骂蒋介石”等诸多不实之词，让读者了解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鲁迅。

陈漱渝被任命为2005年版《鲁迅全集》编辑修订委员会副主任，主要负责鲁迅书信的注释定稿。他主持制定了详细的修订方案，从文本校勘到注释更新，从佚文收录到索引编制，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关。“这次修订，我们要做到‘求全、求真、求新’”，他在修订会议上说，“求全，就是尽可能收录所有鲁迅著作；求真，就是恢复文本的原貌，纠正过去的错误；求新，就是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体现时代精神”。修订工作持续了四年，最终拿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陈漱渝要求团队成员对每一条史料进行严格甄别，辨别真伪，考证来源。他常说：“史料是史学的生命，一条虚假的史料，可能毁掉整个研究的根基。”

在鲁迅研究领域，有一个被称为“斯芬克斯之谜”的难题：鲁迅在创作《狂人日记》之前，到底阅读、借鉴过哪些外国作品？当时，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在整理资料时，发现了一册装订好的日译外国短篇小说合订本《小说译丛》，内含十篇日译俄国小说，这是鲁迅留日期间阅读日译外国短篇小说的直接物证。

陈漱渝试图打开这个谜团，把鲁迅阅读过的小说进行系统整理。但他不是学日文出身，而且上世纪的日本译者态度并不严谨，不仅增删原作内容，还擅改篇名和人名，这无疑为后来的研究者增加了很多烦恼。

陈漱渝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才把鲁迅参考过的百余本小说的名称弄清楚，但更困难的是将这些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联系译者、解决版权、将《域外小说集》的古奥译文改写为白话……每一步都困难重重。陈漱渝自嘲道：“使出洪荒之力都收不了场，编写《他山之石》这书就是一个例子。”

好在陈漱渝并没有放弃。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特别是在现任鲁迅博物馆研究室主任姜异新的帮助下，2021年《他山之石：鲁迅读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正式出版，实现了陈漱渝“三十年的夙愿”。他在书的后记中特别感谢了姜异新的贡献，字里行间流露出师者的慈爱与欣赏。

家庭是幸福的港湾

陈漱渝在鲁迅中学教书期间，结识了妻子秦世蓉，他们俩同校、同一教研组、教同一年级的学生。结婚初期，他们分住在学校两个小院的单身宿舍，很难有独自相处的时间，大儿子也只能寄养在长沙。直到1969年小儿子出生时，靠在房管局工作的学生帮忙，才租到一处十平米的房子，把母亲和儿子从老家接来，总算实现了一家团圆。

家庭生活中固然有和煦的阳光，但也常常被贫困的阴云所笼罩。夫妻俩收入微薄，母亲没有收入，孩子还经常生病，最困难时买不起菜，母亲就去捡别人丢弃的萝卜秧子，拿回家剁成包子馅。妻子每天走路上下班，把公交费省下来给母亲，母亲又转手买成零食给孙子吃。

直到1978年的春天，他们家才彻底还完欠债。当时陈漱渝出版了一本书，拿到了609元的稿费。从邮局取到现金，妻子点钞票的时候手都在颤抖，那种激动的眼神让他至今难忘。陈漱渝的名字只有3个字，但“漱”和“渝”经常会被人写错，那样汇款单就取不出钱来，他只能私下打招呼，请人家修改后再寄一次，就是为了能改善下家庭生活。因为贫困和过度劳累，妻子身患一些慢性病，后来办理了提前退休。

1989年，陈漱渝第一次去台湾探亲，见到了那个对他毫无抚养之恩、却让他承受半辈子苦难的父亲。父亲那时已经半身不遂，却倔强地站了三个多小时，一直等着他过来。首次见面，陈漱渝向熟悉而又陌生的父亲深鞠一躬时，老人的声音和躯体都颤抖着，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漱渝，我不配做你的父亲！”

他的两个孩子都获得了很好的发展。大儿子学的是机械制造，目前在政府部门做行政工作。小儿子小名叫“放放”，从小聪慧过人，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在北京电视台连续十年担任春晚总导演。两个孩子都十分孝顺，让陈漱渝夫妻倍感欣慰。

现在，85岁高龄的陈漱渝，身患数种疾病，无论读书还是写作的精力都已大幅下滑，每天只能看两三小时书。对于身后事，他早已想得很豁达，那就是安葬于湖南，实现落叶归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