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2026年第5期 （总第429期）

导语：有一年，北京的“文讲所”在省作协办公楼举办讲座，路遥是主讲。他走出会场后，给我和王天乐说，写作有甚（啥）好讲的？写作就是埋下头写。小说是写出来的，不是讲出来的。路遥和我们聊天时，语速不紧不慢，每句话是随口而出，却深刻，迸溅着思想的火花，甚至刻薄而尖锐。

文 / 冯积岐

一

本来，我和路遥是没有多少交集的。1988年暮春，我从故乡陕西岐山县走进了西安市建国路71号陕西省作家协会。当时，我只是借调到省作协，在杂志社打工。从农村突然来到这个陌生而喧嚣的城市，我免不了有自卑感，因此,和省作协体制内的编辑、作家们大都不来往，不交流。在作协大院里，偶尔碰见路遥，也只是相互打一声招呼，擦肩而过。

那年九月,路遥的弟弟王天乐来到了省作家协会。王天乐和我一样，考进了西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王天乐住在路遥的写作室里，而我借住在《延河》杂志编辑王观胜的办公室里。陈忠实老师在他的文章中将王观胜这个宿办合一的房子命名为“半间屋”，我能住进“半间屋”已经很满足了。每天清早，我和王天乐一同骑上自行车去西北大学上课，下午上完课，我们一同回到省作家协会。王天乐和我一样，在农村吃了不少苦。他说，他家那两眼石头砌的窑洞的石头是他一块一块从山里头背下来的，脊背的皮磨破了，血淋淋的，结了痂，痂未落，又背。他毕业后由路遥出面协调，在铜川煤矿当了一名挖煤工人。《平凡的世界》里打工背石头的孙少平就是依王天乐为原形塑造的。我和王天乐相处得比较好，从王天乐口中知道了一些路遥的人生际遇。

1988年秋天，路遥已经完成了三卷本的《平凡的世界》，该作品在杂志上的发表和出版并不顺畅。《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面世后，没有得到预期的好评。路遥很自信，依然按照他原有的思路奋笔疾书，可是，他难免焦虑。一个成熟的男人、成熟的作家，是不会轻易被他人左右自己的。路遥有坚定的信念，他付出了牛马般的劳动，完成了《平凡的世界》。1988年秋天的路遥，在休养生息中，也在等待中，等待《平凡的世界》赢得鲜花和掌声，他因此也有时间和我们聊天。他给我和王天乐描绘着作家协会的未来，他说，他要办一份文学报，要再办一个大型的文学杂志，要扩大专业作家队伍(当时，省作协有十个专业作家)。路遥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可以说，他是有野心的；如果他没有野心，就写不出《人生》和《平凡的世界》。

二

有一天晚上，在路遥的写作室，我和路遥、王天乐，以及《延河》杂志的编辑姚逸仙聊到了凌晨一点多。聊到兴奋处，姚逸仙回家提来了一瓶“城固特曲”白酒，端了一碗他腌的萝卜片。我们四个人,一人拿一片腌萝卜片，吃着萝卜片，喝着档次很低的白酒，继续闲聊。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路遥有肝病，也不知道，路遥是否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我们都端着茶杯喝酒。路遥一张嘴，就是一大口，他喝得很坦然，很豪迈。他对我呡酒的样子很不屑。他说，关中人就是不行，陕北人扛着梯子串门子，关中人谁敢。路遥说的是实情，关中的小伙子再胆大，也不敢为一个女人如此冒险。路遥所说的串门子就是约会。路遥观察到的是关中和陕北的文化差异，也是关中人和陕北人性格的不同之处：关中人干任何事，先要估摸后果，镰刀提在手里，还没有割一把麦子，先要迈开步子量一下，有几亩几分，能不能割完；而陕北人只要想干就出手，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都是这样的人。干任何事，他们心中只有目标，而不盘算过程。

大多时候,我们和路遥相聚在“半间屋”。路遥进来的时候，衣服口袋的左右两边分别装一包“红塔山”。那时候，“红塔山”是最高档的香烟之一，大多数烟民是抽不起的，而路遥只抽“红塔山”。说起抽烟，王天乐曾经在我面前抱怨过，他说，路遥没有烟抽，就叫他去买，路遥从来没有问过买烟的钱是从哪里来的。王天乐说，他为路遥买烟，借来的钱有好几千块。每天晚上，路遥聊到凌晨两三点,才走出“半间屋”。路遥已经养成了“早晨从中午开始”的习惯，即使他不写作，晚上也不按时入睡。“半间屋”只有十多个平方，路遥和《延河》副主编董得理、王观胜他们几个常常坐在凳子上或床沿上，我无处落坐，只能窝在床上的一个角落里。我一句话不说，听路遥他们聊文学，聊文坛趣事。路遥的话题是柳青，是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是司汤达的《红与黑》，是雨果的《九三年》。从路遥的话语中可以听得出，他精读的是柳青的《创业史》，关注的是苏俄文学。1982年，正当大量的欧美文学和南美作家的作品翻译介绍到国内的时候，路遥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的构思、准备，他不可能同时写作和阅读。他对欧美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阅读得并不多。有人将闲聊的话题引到陕西文学界，谈论某个作家时，路遥只是一口一口地抽烟，他偶尔来一个细节，虽不动声色，其语言之精准、幽默，令在座的我们捧腹大笑。我觉得，路遥闲聊时的语言，比小说中的语言更有力度，更有色彩。

我没有听过路遥在正式场合谈文学、谈创作。有一年，北京的“文讲所”在省作协办公楼举办讲座，路遥是主讲。他走出会场后，给我和王天乐说，写作有甚（啥）好讲的？写作就是埋下头写。小说是写出来的，不是讲出来的。路遥和我们聊天时，语速不紧不慢，每句话是随口而出，却深刻，迸溅着思想的火花，甚至刻薄而尖锐。有一次，他说到了陕北的农民，说到了他的二爸，他说着说着，露出了憨憨的一笑，他的笑意味深长，有讥讽、有惋惜，也有同情。他对他的二爸以及中国农民的全部情感就在他的憨笑中。路遥说，他的二爸穿的开花棉袄，喝的稀溜溜的小米粥，却操心着国家大事。他说,他的二爸费心劳神，在院墙上做了一块小黑板，在小黑板上写着中国女排和外国女排比赛的成绩，每天,要更新小黑板的内容，记录从《新闻联播》上听到的国内国外的新闻。路遥说起他的父亲，也是这种口气。他的父亲不知为什么，砍了生产队里的几棵树，被当地派出所叫去了。当地政府将电话打给了路遥，路遥当即回了陕北。同样，路遥一声憨笑，他说，他的父亲以为，路遥在省城里当上了省长，甚（什么)事都敢干，甚(什么）话都敢说。有那么一会儿，路遥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抽烟。他抽烟的时候，不是那种低下头沉思的样子，而是仰起头，迈着脸，好像透过眼前飘动的烟，能看见什么景象。至于说，路遥曾经说到的，他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去北京领奖，在回西安的飞机上的“艳遇”，只是虚构小说中的一个情节而已。

三

1989年暮春时节的一天晚上，我和王天乐、姚逸仙几个坐在作协办公楼的楼顶闲聊，大约十点，路遥也上到了楼顶。他是从街道上回来的。他坐下来之后，一句话不说，只是抽烟，一口接一口地抽，王天乐看了路遥一眼，嘴咧了咧，做出一副要笑又没笑的样子来。王天乐说，碰到典型人物了？你们作协院子里，个个是典型，还去找甚典型？路遥没吭声。片刻，路遥才说道：这事瞎(坏)了，好多市民掺合进来了，公交车的车顶爬满了人……他欲言又止。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路遥的判断十分准确。路遥对政治很敏感，他关注政治，研究政治。政治关乎民生，政治是文学作品不可回避的内容。在写《平凡的世界》之前，路遥翻看了1975年至1985年的《人民日报》，对每一天发生的事，他都不放过。国内外每天发生的大事小事撞击着他，从小事中,从细节中，路遥能做出自己的判断。路遥去世后，有人叹息：路遥不只是一个好作家，他如果活着，做一个省长，其能力绰绰有余。

一天午后，我和路遥、王天乐在作协前院的水池旁边闲聊，我们站在水池栏杆的跟前，路遥双臂抱胸，突然陷入了沉思，不知他在想什么。这时候，从作家协会大门里进来了一个女孩儿，女孩儿二十二三岁，个头不高，一张白皙的圆脸。她大约在照片上或电视上看见过路遥，她走到路遥跟前说：“老师，您知道路遥老师住在哪里？”路遥只一瞥，没答声。女孩儿又问了一遍，路遥说，你进去问吧。女孩儿径直朝办公楼走去了。路遥给王天乐说，出去走走。兄弟俩走后，我回到了三楼的办公室，心想，路遥为什么不理那个女孩儿？那时候，我的爱人在作协的门房搞收发，有一天，来了一个操外地口音的人，他大约五十岁，担一副筐担，筐子的一头是被子和衣物，另一头是锅碗。我的爱人拦住他，问他找谁。他说，不找谁，他要到省作协来当专业作家。专业作家不是谁都可以当的。我的爱人给他解释了半天，他也听不进去。我这才明白了，不是路遥不愿意搭理文学爱好者。那时候,作家协会的大门是敞开的，每天都有业余作者或文学爱好者来作协找编辑，找名作家。像这种挑筐担的“文学痴”不是一个两个。你一旦接待了挑筐担那样的文学爱好者，一整天，他会和你纠缠不清。路遥作为名人，有名人的烦恼，并非他傲慢，不屑和业余作者交谈。

当时,省作协成立了劳动服务公司。劳动服务公司将作协办公楼一楼的一个卫生间改建为洗澡间。一天午后，我从三楼下来，想去洗个澡。进了一楼卫生间，我没有听见水响声，以为里面没有人，一把拉开了门。我没有料到，路遥在里面。他正在给身上打香皂。我俩突然一对视，我很尴尬。本来，还想说一句抱歉之类的话，但我明显感觉到路遥在瞪我，犀利的目光如同两枚明晃晃的钢钉，狠狠地抛了过来。他的嫌恶十分明确，我赶紧拉上了门，一句话也没有说。

回到办公室，我想，路遥为什么要给我投来那样的眼神？1990年的路遥,已经有了病态的体形，肚子大了，腰板很难挺直了。路遥不会为他并不美的体形自卑，这不是他的性格。他的眼神表述的也许是没有敲门，就想进了门；无论走到哪里，先敲门再推门，这是最基本的文明素养。我不该如此冒犯他的私人空间。

四

路遥住在作家协会后院家属楼的三楼。我只去过他家里一次，和王天乐一同去的。走进客厅，茶几上摊满了红枣。红枣不知放了多长时间，红枣蔫了，皱了，上面浮着一层清晰可辨的尘埃，散发着甜而带酸的淡淡的味道。我和王天乐都没有坐。王天乐说，你看你，把日子过成甚(啥)了？路遥的妻子林达没有在家。我能感觉到，路遥的家缺少烟火气，缺少生活气息。我只听说过全身心投入写作的路遥，有时候用一块蒸馍一根葱对待身体，没有想到，一进他的家，会给人冷冷清清的感觉。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第一次拍为14集电视剧，在中央台播出。也许，由于播出的时间在晚上九点以后，比较晚，收视率并不高。有一天，路遥把我和姚逸仙叫到一块儿，说，给你们一个任务。他叫我们分别以干部、工人、教师、学生、农民的名义给中央电视台写信，强烈要求中央电视台在晚上黄金时间播出《平凡的世界》。这看起来是一件小事，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因为，要显得真实，不仅要用不同的笔迹，还要用不同的口吻来写，这和虚构小说差不多。我换了三种笔：圆珠笔、蓝墨水的钢笔和黑墨水的钢笔。我写了大半天，才写了十几封信。路遥似乎被生命追赶着，他似乎预感到他生命的限度，他要在有生之年成功，要享受这成功的荣誉。

我最后一次看见路遥，是在1992年夏天的一天。我正在向作协后院走，路遥背着一个包儿，从后院出来了。他走起路来，脚板抬得很低,步子迈得不大，显得有点沉，身子左右有点晃。我问他去哪里？他说回陕北。我回头一看，他的背明显驼了。他走路的姿势和42岁的年龄难以匹配。他回延安没多久，就病倒了，再也没有回到建国路71号。

对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我读的很少很少，即使是获茅奖的作家作品，我也只读过二三部，而路遥的《人生》我是仔细读过的。1982年，路遥在《收获》杂志发表《人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开始写作。拿到《人生》，我迫不及待地读了一遍，当时，感到《人生》很震撼。最近，我又读了一遍《人生》。在《人生》中，路遥写出了农村青年高加林性格的复杂性，写出了他奋斗人生的煎熬和痛苦。强烈的功利追求，使高加林在奋斗的过程中忽略了道德追求和人格塑造。在司汤达的《红与黑》中，于连去市长家里做家庭教师，他问德·瑞那夫人，吃饭的时候，我坐在哪里？德·瑞那夫人回答于连，他和主人坐一个桌子。于连这才答应了。即使做仆人，于连也不失自尊，不失人格。高加林和巧珍分手时，虽然内心也撕裂过，可他最终还是放弃了爱她的巧珍，他的人格黯然失色了。高加林当时励志“成功”少不了权力的加持，并非只是奋斗的结果。高加林之所以能离开黄土地到了县城，还是得力于地区劳动局一把手的叔父，虽然他的叔父没有出面，可是，他的叔父默认了县劳动局副局长马战胜的操作，而马战胜将高加林弄到县城来工作，还不是因为高加林的叔父是他的直接上司，还不是因为马战胜心中有自己的暗算。假如，高加林的叔父没有默认马战胜，即便是高加林到了县城，高加林的叔父也会叫马战胜清退高加林的。权力是个好东西。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写道：“对田福堂这样的人来说,权力即就是象征性的存在，也是极其重要的。活着时，权力是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死去时，权力是最好的‘安魂曲’。他害怕眼睁睁地将权力交到别人手里……”对于权力，路遥是很清醒的。由于权力的凸现，使高加林励志的魅力减少了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