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2026年第5期 （总第429期）

导语：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知道清廷寿终正寝的日子来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默察天心，俯窥人事，知民心思汉，大势所趋”。他肯定会权衡利弊，思考之后，感觉“利害相权，宜审轻重，于是应乎天而顺乎人，立意反正广东”。于是他便通过自己的幕僚谢质我主动联系在香港的革命党人谢良牧。

文 / 李昕

一

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湖南、陕西、山西、云南等多个省份相继独立，国内形势大变。广东何去何从，是张鸣岐和李准都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革命党那边，自然是希望广东也能响应革命，像各省一样宣布独立，脱离清朝的统治，以便促成其解体，至于是依靠谁的力量，他们并不介意。谁带头脱离清政府而独立，他们就支持谁。因而以同盟会为首的革命党人一方面仍然在准备举行起义，另一方面则分别策反张鸣岐和李准，希望他们早早醒悟，反戈一击。革命党人同时和这两人秘密联系，并且采用离间的办法，要求张鸣岐起义，以杀李准为条件，同时要求李准起义，以杀张鸣岐为前提。

相比起李准，张鸣岐对于清廷忠诚度更高，是个铁杆的保皇派。尽管，作为权宜之计，从个人利害关系考虑，他也曾表示可以接受革命党的要求，宣布广东独立，但终究是下不了决心。事实上，他也真在九月初八（公历1911年10月29日）挂白旗宣布独立，但是第二天一早又宣布收回成命，令人撤去白旗，被人讥之为“假独立”。他的患得患失，犹犹豫豫，反复无常，最终错失历史留给他的良机。

李准则看清了历史潮流。他知道清廷寿终正寝的日子来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默察天心，俯窥人事，知民心思汉，大势所趋”。他肯定会权衡利弊，思考之后，感觉“利害相权，宜审轻重，于是应乎天而顺乎人，立意反正广东”。于是他便通过自己的幕僚谢质我主动联系在香港的革命党人谢良牧。谢良牧当时虽表示“不信某提（指提督李准）有悔祸之心”，但他还是和陈炯明一起给谢质我回信，亮明党人态度，指出李准投诚之选择将是“其道至正，其势至顺”，“为民国立大功勋”，同时对李准晓以利害，告诉他，“某督（指总督张鸣岐）阴贼狡猾，行恶嫁祸，使人集矢于某提，而自图其利”。他说自己和陈炯明敢预言，“他日见民军逼粤，诈取某提而迎降者，必某督也”。意思是说张鸣岐将拿李准祭刀。这就是张鸣岐对李准“急则相求，缓则相倾”的策略。于是建议李准“当先发难制之”。

这封信对李准影响甚大，谢、陈二人对张鸣岐的分析令他信服。因为他早已感觉到张鸣岐有可能会加害于他。就在他开始联系革命党人之前两天，也即九月初二，张鸣岐甚至给他摆了一场“鸿门宴”，只因他有充足的防备，张鸣岐的手下未敢贸然行动。

由此李准更坚定了投诚的决心。他请谢良牧联系香港的同盟会领袖胡汉民。胡最初也对李准的态度将信将疑，“未敢遽信”。但是回信仍然表达了诚意，告诉李准：“舍昔日之助满政府者而助民国，则去敌而为友，党人当知此义。”所以李准自农历九月初四开始，在半个月里先后三次派自己的弟弟李涛（即我祖父）和幕僚黎凤翔代表他去香港和胡汉民等人谈判。我猜想，他让李涛前往，有愿以亲属作为人质之意，从而表达自己的诚意。

二

革命党人晓以大义，启发李准，说黎元洪响应了革命，所以革命党对之以礼相待，如果李准也效法黎元洪，他对革命的贡献当不在黎元洪之下，过去他与革命党的恩怨将既往不咎。但是，如果李准反对革命，一旦革命成功，那就连身家性命都会有麻烦。胡汉民强调，只要李准弃暗投明，“革命党人不报私仇”。他知道李准熟识汪精卫（汪曾在李准家担任家庭教师），便带话说：“汪精卫就是革命党人，你李准相信他，还不相信我们吗？”

不过，在李准做出向革命党投诚的决定之后，党人对李准提出了投诚交换条件。其中有一项是李准必须杀掉张鸣岐、龙济光、孔殷、李世桂等清朝要员，让他或者率军直接攻城拿下总督府，或者声讨总督罪状，号令水陆两军讨伐之。这令李准有些为难。他希望广东和平光复，不愿开杀戒。最后由胡汉民拍板，党人做了妥协，表示不动武力、和平解决问题也行。李准希望起义之前，双方互相交换《约书》，算是承诺互信的凭据。他再次派弟弟李涛和黎凤翔与革命党人胡汉民协商。

农历九月十七是关键的一天。这天李准两次转给胡汉民《约书》。第一份内容是：

广东水师提督率部下亲军各营统带吴宗禹、吴占高今特派代表全权与李涛（即次武）、黎凤翔到港与中国国民军南方支部长密商水路各军反正各条件。应如何协同办理之处，即有黎、李两代表承认后，当率所部照行密约不爽。此据。

辛亥年九月十七日 李准亲笔

写完意犹未尽，又提笔写下第二份《约书》：

今欲保全粤省地方人民生命财产起见，愿率部下水陆各军全行反正以救国民。如国民军定期以文明举动来省者，当率部欢迎。俟军政府举定有人，即将兵权交出与军政府。惟准伤病之后，精神才力，恐有不逮，难以胜任。今率所部反正，即算尽国民之责任矣。

辛亥年九月十七日 李准亲笔

这第二份《约书》实际是阐述他的理念和补充条件，主要有三层意思：一是说明他的投诚反正，目的不是为了保自己，而是为了保护人民财产安全；二是要求国民军必须和平进入广州，否则他不欢迎；三是表示他无意在反正后继续任职。

胡汉民读了李准的两份《约书》，也亲自开出一份《正式凭证》：

今由李准君约协助国民军，将虎门所有要塞地带内军队和武器悉数缴纳。既实行此约，即为国民军之友。所有李准君及其所部军人军属名誉财产，概由国民军保护。

交此为证。

中国同盟会南方支部长胡汉民

天运辛亥九月十七日

根据《约书》和《正式凭证》商定的条件，两天以后的九月十九日（公历11月9日），李准宣布反正，命令部下停止和国民军交战，在所有的炮台、军舰上升起国民军军旗。

九月十八日是起义的前一天，广东各界显得六神无主。那时省城有各界人士组成的谘议局，这是1905年以后清政府“预备立宪”的产物，形式类似于西方国家的省级议会。此时谘议局要代表民众决策，他们听说张鸣岐要再次择期宣布独立，便推举他作为大都督，而龙济光为副都督，一时社会舆论大哗。虽然谘议局连夜为张、龙二人刻好了新任都督的关防大印。但张鸣岐犹豫再三，不敢轻易接受此职。恰好当日还有民军打电话来，威胁要公审他，令他更加害怕。而李准的电话也打来了，他告诉张自己已准备向革命党人投诚，请张鸣岐好自为之。李准甚至在电话里威胁张鸣岐说水师的军舰已调集到广州附近，我拥有的大炮比你在城内拥有的还多，炮口皆已指向广州。意思是无论张同意不同意，广东要独立，而且要请革命党人来主事。张鸣岐慌忙问龙济光，你能否扑灭李准的水师？他还以为龙济光可以和李准较量一番，谁知龙回答：“不能。”因为此时，龙济光已被李准说服，与之共同迎接革命党人。张鸣岐看到连他的铁杆亲信龙济光都要投诚革命党，无奈之下连夜仓皇逃走。第二天一早，谘议局派人送官印给张鸣岐，发现人去楼空。

三

于是谘议局又要开会重选都督。有人推荐李准，但李准说自己伤病未愈，力不从心。建议另选，候选人限为革命党人。于是胡汉民被选为广东都督。接着李准发明码电报邀请胡汉民率革命党人到广州接收他所统领的清军起义。其实那时，革命党和民军队伍尚未进入广州，胡汉民身边只有少数几位随员，自谓“手无一兵”。当时有人提醒胡，且慢，小心有诈。说即使李准诚意反正，龙济光也不可不防。但胡坚信清王朝大势已去，认为李准能稳定大局，毅然前往。

以胡汉民为首的革命党人接管了广州，意味着广东和平光复即告成功。很显然，李准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

不过广州之外也不是没有交战，远在惠州，同盟会陈炯明领导新军起义，与陆路提督秦炳直的部队交战甚为激烈。李准和胡汉民商定，两人分别打电报给秦炳直和陈炯明，请其休战，于是双方罢兵。

这样，政权交接就算完成。

革命党领袖黄兴致电李准，说：“粤省光复，公树伟功，从前公仇，一概消逝。”

李准将自己的办公地点水师行台腾出来给胡汉民作为住所，但胡汉民手下无兵，担心治安问题，不敢在此居住，一连多日住在李准的兵舰上。李准承诺暂时仍然统领水路各军，负责维护广东的社会秩序。此时胡汉民提出要对外宣布李准在广东革命中的功绩，但被李准一力推辞。李准说，他过去尽职于清王朝，现在效忠于革命，都是应尽职责，不敢言功。并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若让自己“专其名”，则会于心不安。

然而时间刚过半个月，李准辞职而去。尽管胡汉民再三挽留，甚至在李准的船上与他彻夜长谈，希望他留在自己身边，助一臂之力，但是李准去意已决，在表示“水路各军均交汉民”（胡汉民）之后，于农历十月初三乘“大江”号军舰到澳门，十月初五回到香港的住所，做起了寓公。后来他虽然在袁世凯当政的时代，曾到北京担任过高等军事顾问之类的职务，但所任多是闲职，而且为期不长。1916年以后，直到1936年去世，他基本上是在天津做寓公，终日演练书法，写京剧剧本，又由军人转变为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