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2026年第5期 （总第429期）

导语：马君武（1881—1940），原名道凝，字厚山，后改名为和，号君武，后来以号行世。留学日本期间，他是同盟会章程的起草者之一；辛亥革命后他曾以民国政府实业部次长代理部务，曾先后出任孙中山非常大总统府秘书长、广西省长等职。1928年10月，马君武被任命为广西大学校长。1939年，广西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马君武回到广西，三度执掌广西大学。

文 / 孙守让

“锄头主义”的践行者

马君武的父亲长年在恭城、平南、马平（今柳江）等地做幕府，很多时间不在家；而且他的父亲是一位极为温和善良的人，平时对他鼓励多，批评少。但是母亲诸淑贞对他期望值很高，要求也非常严格。小时候，母亲就在油灯下一面缝补衣服，一面督促他读书。九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在马平任上去世。为了赚点钱，母亲不得不为人缝补浆洗衣裳，为厂家装鞭炮引线。他从小就明白，只有劳动才能创造富足的生活，而他则要好好地读书，要为这个贫穷的家庭带来希望。

少年时代，马君武曾在舅祖（母亲的舅舅）陈允庵家中搭塾读书。舅祖家有一座藏书楼，楼下有一厅，他和表弟们就在小厅里读书、写字。他阅读了不少书籍，他最喜欢的一本书是《读书乐趣》。藏书楼里有一部《快雪堂法帖》，他常常拿来临摹。没有钱买纸，他在园中摘取芭蕉叶当纸练习书法。十三四岁，马君武就能够写中规中矩的八股文。

年纪稍长，马君武更懂得要用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在留学日本期间，他经常写稿投给国内报刊。他当初虽然不是很精通日文，但是硬着头皮，多翻字典，将日本书籍翻译出来后寄回上海的出版社出版；他还经常向《新民丛报》投稿，他的文章得到了梁启超先生的青睐。他通过自己的劳动赚取一些稿费，为进入帝国大学学习奠定了经济基础。当时帝国大学一个学期收取四元，每月食宿费五元半，但是他每个月可以获得稿费十元，剩余的钱他就买了书来读。

1913年第二次赴德国留学之前，在上海遇到了中华书局经理陆费逵，他跟陆经理商量说，到国外去留学，需要钱，母亲年纪大了，没有生活来源。他想在德国边读书边做翻译工作，每个月向中华书局投稿译作四万字，中华书局给予两百元稿费，其中一百元要汇给国内的母亲，以三年为期，陆费逵答应了马君武的要求。在留学德国期间，他看到外国学生在铁厂工作，拉风、烧炉等体力活都干，而且干得很好，他觉得中国学生也应该这样干。除了在柏林工业大学的研究院进行研究之外，他还在波鸿（今波恩）化学工场做工程师，一边读书，一边打工，将科学研究与工场实践相结合，获得了知识，提高了能力，最后以《中国和日本丝绸的物理与化学性质比较》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他还结合自己的专业和实践，撰写了《实用主义生物教科书》《实用力学》等著作，翻译了《平面几何学》《矿物学》等国外著作。为了锻炼自己的观察能力和管理能力，他还亲自到德国南部地区的阿尔卑斯山区进行了一次地质旅行，对该地区的地质情况进行了仔细观察和广泛调查，开阔了视野，获得了新知。

1922年4月，马君武辞去了广西省长职务，卜居上海。他在距离宝山县城约十华里的杨行镇购买了几十亩土地。在他的带领下，他们一家开始了农业生产。每当寒暑假，他的儿子马保之和马卫之都要在这块土地上劳动——除草、施肥，采摘棉花，收获果实；到了冬天，则修剪果树树枝，整理土地。在这块土地上，他们栽种了桃树，为了防止虫类和鸟类伤害果实，在春天开花之后就要用纸袋包裹果实。马君武将这项艰巨的工作安排给了两个儿子。有的桃树生长得比较高，两兄弟不得不爬上树操作，非常辛苦。桃树上有马蜂窝，两兄弟经常受到马蜂的袭击，有时候马君武也未能幸免。他们拔掉刺进皮肤里的刺，在伤口上涂抹一些碘酒，又继续工作。

他们还在农田里养蜂。他跟儿子们详细地讲述蜂群——蜂王、雄蜂和工蜂，告诉孩子们，蜜蜂的分工是非常明确的，蜂群的世界秩序井然。两个儿子在劳动中学到了知识，也形成了爱劳动的习惯。

教育要重视“锄头主义”

1928年，担任广西大学校长不久的马君武发表了《广西大学之使命》的演说，在演说中他指出：“我希望学生用脑之外，兼要动手，不要专注重思想，还要注重工作，不但能坐而言，还能起而行……”1931年9月15日，在广西大学复校的开学典礼上，二度掌校的马君武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广西属于边疆省份，经济发展比较落后，要发展广西经济，必须重视教育；而重视教育，则应该在大学教育中重视理、工、农方面的教育。在这次讲话中，他还特别提到了一个他发明的新词——“锄头主义”。他指出：“我们提倡锄头主义来建设美好校园……”所谓“锄头主义”，简而言之就是要求学生凭借自己的双手辛勤地劳动，创造出美好的生活；更深一层次说，就是要求学生在学习中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手脑并用。

1928年广西大学初创时期，学校要求学生参加建校劳动。当时省政府确定广西大学修建在梧州桂江对岸的蝴蝶山，蝴蝶山本来就是荒郊野岭，沟坎纵横。作为校长的马君武号召学生积极地投入到建设美丽校园的活动中来。学生积极响应校长的号召，手挖肩扛，填平校园的沟沟坎坎，修建了一个大操场。所有道路旁的树木都是学生亲手栽种的，树木的成活率非常高。作为校长的马君武并不因为自己的地位高或工作忙而脱离劳动，虽然年纪不小了，加上身患各种疾病，但是他仍然同师生们一起开山填土，植树造林。

从1931年开始，广西大学规定各个年级学生每周要参加三个小时的劳动；1934年，因学生要参加军训，就改为每周劳动两个小时；不久又改为每周安排一个下午的劳动时间。从1928年到1934年，其间学校停办过一两年，在马君武的带领下，通过几年的辛勤劳作，广西大学师生们就将荒凉的蝴蝶山建设成了美丽优雅的校园。

有一次学生做工做了一刻钟就停止了，学生说，夏天的天气太热，想歇歇。马君武批评学生说：“天气热，不是不做工的理由，栽秧、割谷，挑土、筑堤等劳作大多是在天热的时候进行的，天热就不干了，农民怎么能够从事农业生产呢？退一万步说，天气太热，你可以干一会，歇上一会。还可以就在阴凉的地方做做工，不做工、怠工才是教育的最大危险。”

当然，如果认为只有肩扛手提，或是农田耕耘才是“锄头主义”，那是对“锄头主义”的狭隘理解。作为广西大学培养的高层次大学生，他们还要深入地学习、悉心地实验、扎实地研究，做到手脑并用，这些也是“锄头主义”这个命题中的应有之义。农学院的学生的田间劳动无疑是“锄头主义”，当时农学院在梧州三角咀开办了一家农场，农场里有水田、鱼塘、果园和牧场。学生们通过农场劳作，将课堂中学到的知识与农业生产的实际结合起来，一定会增加知识，提升自身的能力和素质，他们出校门就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知识型的农业从业者——这当然是更高层次的“锄头主义”了。

马君武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留学归来，深知实验条件对于师生学习和研究的重要性，学校花了很大的本钱建设实验室，购置各种实验器材，数量多，价值高，很多人认为“惟北平的清华大学可比拟”。数理系购置的实验室普通用具五百件，估值一万元；电磁学仪器六百件，估值三万五千元。工学院设有木工厂、铗铁厂、铸模厂、材料实验室、水电实验室。1937年，为了保护学校的实验设备，学校决定将一些实验设备分拆后打包运到桂林（当时工学院已迁至桂林）附近的岩洞里封存起来。1939年，马君武重新执掌广西大学，他决定将封存在岩洞里的仪器设备全部搬出来，拆箱安装起来。马君武说，与其让这些东西在岩洞里生锈，不如让老师和同学们使用起来，万一被日本鬼子炸掉很不值得。他们买来发电机发电，全部实验课都开设起来。到了晚上，教室和实验室灯火通明，教师和学生随时可以进行教学、实验和研究。

1938年，广西大学已经在桂林办学，平时马君武在良丰本部工作和休息，到了周末则回到在杉湖畔的寓所。寓所的庭院不是很大，栽种着各种花木，还养了几箱蜜蜂。他利用休闲时间整理花草，观察和研究蜜蜂。困倦了，喝一杯茶，吸上一支烟又继续工作，乐此不疲——马君武晚年仍然践行着他朴素的“锄头主义”。

为什么要实行“锄头主义”

首先，马君武认为，作为大学生要学好一门实用技术。马君武第一次留学德国学习的是冶金专业，第二次留学德国学的是农业化学，这两个专业都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这些本领学好了就能够派上用场，就能创造价值。他对自己孩子的安排就是这样的：他的长子马保之高中毕业后选择金陵大学的农学专业，得到了马君武的大力支持。后来马保之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农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经担任广西大学教授，台湾大学农学院院长。次子马卫之在国内本来学医，到德国留学，也还是学医，但是他学习半年之后，转入音乐系学习，这令马君武非常失望。他对广西大学学生说：“中国现在这么乱，读什么音乐呢？”

广西大学最初的学科设置就体现了马君武的这一办学思想。学校开创办了三个学院：理学院下设数理、化学和生物三个系，工学院下设土木工程、机械两系和矿冶专修科，农学院下设农、林两系和植物研究所。他希望同学们学好一门科学技术，成为一名用脑用手工作的工程师，为广西经济建设服务，“把全省的铁路建设起来、全省的荒山垦殖起来”。

其次，马君武认为，广西是一个农业省份，大多数学生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家庭并不富裕，学生动手能力强，毕业后才能够更好地养活自己，养活家人。这些大学生已经接近或超过二十岁，照理他们早就应该有自己的营生。但是现在他们不仅不能养活自己，还要家里拿出钱来供给他读书，所以很多同学生活都有或大或小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马君武在校内筹集“苦学基金”，同时学校开设勤工俭学岗位，让一些家庭贫困的学生担当校内的工作，获得一部分生活费用。后来担任广西大学教授的秦道坚当年家庭非常贫困，学校给予的勤工俭学岗位让他边工作，边读书，最终顺利完成了学业，并留校任教。秦道坚非常感激马校长，一直称马校长为“恩师”。

马君武曾经指出，我们要提倡生产教育，劳动教育，不能培养一些“大少爷”。马君武曾经讲述他自己亲见的一个故事。他在上海的邻居将儿子送到宝山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这个孩子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整天穿着长衫无所事事。他既然是师范学校毕业，应该可以到学校去教书，但是校长看到他这副模样，哪里敢聘用他？现在有很多学校培养的学生不喜欢甚至厌恶农业劳动，他们毕了业，“到热闹的城市拜谒主席先生，‘给我政治工作干’，或者是在财政厅长之前，‘代我想想办法’，再不然，见见教育厅长去，‘安插我呀！’”马君武认为这是教育的失败，更是学生人生的失败。

再次，马君武非常重视学生的身体健康，他警告学生说，不重视身体健康，“要害肺病的，肺病到了第二期，生命便是无可救药了”。他认为“有了锄头主义才能有强健的身体，才能担负建设广西的任务”。马君武进一步指出：“大家最好是努力‘锄头主义’，以养成‘刻苦耐劳实际做工’的精神，健全的体魄……”，让大学生成长为身心健康的“经济建设的职工乃至领导者”，真正地担当起“生产队伍的长官”的职责。马君武执掌广西大学后期，正是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中国上空战云密布，抗战的形势非常严峻。马君武认为：“保卫中华，发达广西，是我们立校的本意；为国牺牲，为民工作，是我们来学习的目的。”“西大学生要团结起来，拿书本，拿锄头，拿枪炮去救国。”他号召正在学习的大学生：“诸君每周里不但是功课多，并且还要在农场做工，掘土挑泥，又要从事军训养成战斗的才干。”我们每个大学生都要发扬“锄头主义”精神，强健体魄，将自己“锻炼成复兴中华的勇士”，去抗击日本侵略者，去建设未来朝气蓬勃的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