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2026年第6期 （总第430期）

文 / 杨蕤 王婷

导语：1936年6月，斯诺（埃加德·斯诺）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越过国民党的重重包围，从西安北上进入陕北，在延安、安塞、吴起、志丹、宁夏预旺等地驻留采访，开启了92天的陕甘宁边区之行，写下了《红星照耀中国》这部著作。斯诺的这次旅程，主要目的是出于对中国革命的关注，极想了解真实的边区社会状况。同时，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斯诺对于陕北这块神秘的土地表现出极大兴趣，因此在他的采访记录中留下不少陕北风貌的记叙，呈现了一个外国友人眼中的陕北。

典型的黄土高原

斯诺是在1936年6月初从北京启程奔赴西安，当时已是初夏时节，绿意盎然，用斯诺自己的话讲就是“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绿装，无数的杨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变成一个迷人的奇境”。在西安驻留了一段时间，斯诺就正式踏上奔赴陕北的旅程。对于斯诺而言，人生第一次踏上全世界最大的黄土高原，走进神秘而古老的陕北，这里独特的地貌特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雄浑厚重的黄土高原：“那片黄土地面便逐层升高，险峻起来，地势古怪地变了样。这一令人惊叹的黄土地带，广及甘肃、陕西、宁夏、山西四省的大部分地区，雨量充分的时候异常肥沃，因为这种黄土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有几十英尺深的多孔表土层。地质学家认为，这种黄土是有机物质，是许多世纪以来被中亚细亚的大风从蒙古、从西方吹过来的。这在景色上造成了变化无穷的奇特、森严的景象——有的山丘像巨大的城堡，有的像成队的猛犸，有的像滚圆的大馒头，有的像被巨手撕裂的岗峦，上面还留着粗暴的指痕。那些奇形怪状、不可思议有时甚至吓人的景象，好像是个疯神捏就的世界——有时却又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奇美的世界。”（[美]埃德加·斯诺 著，董乐山译：《红星照耀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23页。限于篇幅，以下未注出处相关引文均参见该书）

虽然黄土在全世界的分布比较广泛，在美国密西西比中下游河谷以及中部大平原地带均有分布，但见到中国西北真正的黄土高原，斯诺不禁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感叹。想必斯诺当年是沿着铜川、宜君、黄陵一线的道路北上，这也是古代从关中进入陕北的主要道路，被称为鄜延道。黄陵洛川以南的区域基本为次生林所覆盖，郁郁葱葱、浓翠蔽日，自然景观与陕北北部的荒山秃岭形成明显反差。斯诺在返回西安的路途中，曾在一个小村子住宿了三天：“这个地方风景很美，树木成林，野味很多，我在这几天里就同一些农民和红军战士打野猪和鹿。树丛中间尽是大野鸡，有一天，我们看到两只老虎窜过一片空地，可惜是在射程之外。”20世纪40年代，耿飚将军曾在与陕北毗邻的子午岭一带打到三只老虎。斯诺所经过的就是陕北高原南部的重要绿岛。翻越黄陵与洛川之间的北洛河，植被渐渐稀疏，土地裸露，呈现出黄土高原的本来面貌。斯诺不仅看到了一个雄浑大气的黄土高原，更感受到了植根于黄土高原之上的陕北风情。

与中国传统士人“重人文、轻自然”的理念不同，西方文人十分关注旅程中自然因素的状况，斯诺也不例外，他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不仅展现了黄土高原的雄浑壮美，也关注到黄土高原的涓涓细流、羊肠小道、田畴耕地，尤其是黄土高原上特有的窑洞：“在这里，虽然到处可以看见田畴和耕地，却难得看见房屋。农民们也是在那些黄土山里藏身的。在整个西北，多少世纪以来已成了习惯，都是在那坚硬的淡褐色的山壁上掘洞而居的，中国人称之为‘窑洞’。可是这种窑洞同西洋人所说的洞穴并不是一回事。窑洞冬暖夏凉，易于建造，也易于打扫。就连最富有的地主，也往往在山上挖洞为家。有些是有好几间屋子的大宅，设备和装饰华丽，石铺的地板，高敞的居室，光线从墙上的纸窗透进室内，墙上还开有坚固的黑漆大门。”总体来看，斯诺对陕北窑洞的理解还算到位，指出窑洞与西方人眼中的“洞穴”还有一些区别。直至今天英文翻译中，往往把窑洞翻译为“Cave Dwelling”或“Cave House”，经常让人把窑洞与洞穴联系在一起，从而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固然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掘穴而处”“穴居野处”的记述，大致也可以看作早期窑洞的雏形，但时光流入二十世纪，陕北地区的窑洞业已摆脱半地穴式的形态，多数窑洞依崖或坡而凿，形成了相对稳定而独特的民居形式。此后，无论斯诺走到陕北哪里，总会或多或少留下窑洞的信息，这大概就是因为在当地人看似平常稀松的物象，在斯诺这个“老外”眼中却是别有风味的“西洋景”。

艰辛的百姓生计

作为首次踏上陕北土地的外国记者，斯诺在聚焦中国革命的同时，也始终密切关注着陕北高原上百姓的生存与生活，用“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第一手鲜活资料，真实记录了当地百姓的生存状态和日常风貌，并设立“同红色农民谈话”专节，彰显出其“平民情结”。他曾经在书中讲道：“陕北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即使包括云南西部在内也是如此。”这大致是20世纪30年代陕北农村社会的基调。

陕北民众的艰辛生计，首先源于先天不足的自然与生产条件。斯诺在穿行黄土高原时发现，这里的地貌破碎而脆弱：“陕西的农田可以说是倾斜的，因为经常发生山崩”，农田大多是“地缝和小溪之间的条状小块”，既不连片规整，也难以抵御自然灾害，农业生产从基础上就缺乏稳定保障。人烟相对稀少，交通隔绝：“我们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走了四个小时，一路没有见着一个人影。那里根本没有路，只有小溪的溪床，两边岩壁高耸，溪水就在中间湍急地流过，在岩壁上面就是险峻的黄土山”，直到远处黄土村落“缕缕青烟从村里那些高大的泥烟囱里袅袅上升”，才打破一路的荒寂，足见当地的偏远与闭塞。

从经济结构来看，“除了红军草创的工业外，西北完全是一个农业区，有些地方，还是半游牧区”，近代工商业近乎空白，传统小农经济与半游牧形态成为主要生产模式。村落“在西北很多，但是城市不论大小却不常见”，零散分布在山峁沟壑间，交通全靠“马、驴、骆驼这些最新式的交通工具”，市场、公共服务等现代要素极度匮乏，百姓生计完全依附于贫瘠的土地，耕作方式延续千年，生产力水平低下，抗风险能力极弱。

物质的极度匮乏，是陕北百姓日常最直观的生存体验。斯诺在苏区的饮食经历成为最生动的注脚，他在书中写道：“除此之外，我就以吃小米为主——轮流吃煮的、炒的、烤的。或者倒过来又吃烤的、炒的、煮的”，副食仅有“白菜很多，还有辣椒、葱头、青豆”，而“咖啡、黄油、白糖、牛奶、鸡蛋等等许多东西”，都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事实上，对普通农民而言，斯诺眼中这样的单调饮食已属难得的盛宴，更多家庭要面对“常年吃不饱、穿不暖”的困境，口粮波动随时可能引发生存危机，直到20世纪70年代，陕北地区还未能实现“小米自足”，麸糠、高粱米便是常见的食粮。这一点，习惯于西方生活方式的斯诺显然不能适应陕北的饮食方式，但同时也对陕北农村的贫困及食物的匮乏估计不足。

同样匮乏的是精神世界，在斯诺看来，陕北地区是一个外部文明和新技术尚未渗入的区域，社会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这一点作者的观察是基本准确的，例如在居住方面，陕北民众“住在窑洞里，完全同几千年以前他们的祖先一模一样”，窑洞内部陈设简陋，照明“用菜油点灯，蜡烛是奢侈品，电灯闻所未闻”。好一些农民的发型服饰完全沿用旧式传统：“许多农民仍留着辫子，盘在头上”，当时妇女裹脚的现象还较为普遍。多年来相对固定的农牧生产方式很少有与外界接触的机会，更不会见到外国人，因此“外国人像爱斯基摩人一样罕见”。“其他的男女老幼都没有见过外国人，他们都怯生生地来偷偷看一眼。一个小孩子看到这副奇怪的容貌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除自然与物质约束外，灾荒与旧制度的压迫，让陕北民生雪上加霜。斯诺专门记录了那场“持续约有三年，遍及四个省份”的西北大灾荒，1929年6月，他曾亲赴“蒙古边缘上的绥远省的几个旱灾区”，目睹了饥荒的惨烈。关于死亡人数，他坦言“我不知道确切数字，大概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但“一般同意三百万这个保守的半官方数字，但我并不怀疑其他高达六百万的估计数字”。南京政府卫生专家斯坦普博士的调查更令人心惊：“陕西有的县死亡人口达到百分之六十多，甚至七十五；单甘肃一省就饿死二百万人”。这场灾荒既是生态脆弱的结果，更是旧有治理体系失效的体现，百姓在天灾面前毫无抵抗之力。而旧制度下的阶级压迫更显残酷，斯诺通过农民口述得知，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农民需缴纳高额地租，“欠了八十元的税和地租”就可能被逼迫“卖闺女还债”，这样的悲剧在当时并非个例。更糟的是，“白军到来时还会抢走农民的牲口、粮食”，天灾人祸叠加，让百姓生计长期挣扎在生存线边缘。

当然，斯诺也客观记录了红色政权治理下的民生改善。他敏锐地发现“陕北已经彻底消灭了鸦片，这是个杰出的成就。事实上，我一进苏区以后就没有看到过什么罂粟的影子”。治理层面，“贪官污吏几乎是从来没有听说到过”，基层不再有横征暴敛；社会层面，“乞丐和失业的确像共产党所说的那样被‘消灭’了，我在红区旅行期间没有看到过一个乞丐”；风俗层面，“缠足和溺婴是犯法的，奴婢和卖淫已经绝迹，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都遭到禁止”。显示出苏区社会秩序的安定和社会重建的缩影，让这片苦难土地上透出民生改善的曙光。

独特的区域文化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除了用细腻、真实的笔触记录下陕北自然景观、百姓的生计日常外，还特别留意这片土地上的人群、饮食、物产、方言等区域文化的内容，呈现出陕北区域独特的文化图景。

陕北人的精神风貌，是斯诺笔下最鲜明的文化符号。初入陕北乡间，斯诺便被当地农民身上与众不同的气质所震撼。他这样描写偶遇的青年农民：“这时我发现他确实是个长得很英俊的小伙子，皮肤黝黑发亮，牙齿整齐洁白。他好像同中国其他地方的胆怯的农民不属于一个族类。”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敏锐的学术观察，陕北人的确具有与自然地理相吻合的群体性格和精神气质，在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就把陕北人列入一个相对独立的族群看待。斯诺笔下的陕北民众展现出纯粹的质朴和善良，尤其殷勤好客的品性给斯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都是穷人，心地善良，殷勤好客。他们有些人听说我是个‘外国客人’便拒绝收我的钱。”最让斯诺动容的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小脚老太太：“我记得一个农村小脚老太太，自己有五六个孩子吃饭，却坚持要把她养的五六只鸡杀一只招待我。”即便生活拮据、负担沉重，陕北人依然愿意倾其所有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这份热忱与厚道正是陕北民间文化最动人的底色。

方言是陕北区域文化的鲜活标识，也是斯诺与当地民众沟通中一段最有趣味的插曲。陕北方言虽隶属于晋语区，却拥有十分鲜明的地域特征：一是鼻音浓重，发音浑厚沉实，呈现出极具辨识度的“感冒腔”特色；二是历史底蕴深厚，方言体系中保留着大量古代语音与词汇遗存，堪称汉语古音的“活化石”。斯诺在书中记录了一次极具代表性的方言误会：他向当地农民表明身份，希望面见贫民会主席，对方回应“hai pa”。斯诺初听时误以为是“我害怕”，心中不免忐忑；待到沟通渐深才恍然大悟，这一发音对应的正是陕北方言中的“解不下”，即普通话里的“不知道”。直至今日，陕北民间依旧将“解”读作“hai”，完整保留了中古音“胡买切”的读法；将“下”读作“ha”，留存了中古汉语h声母的古老发音，正是典型的古音遗存。直至今日，“解不下”连读近于“害怕”，不仅成为解读陕北方言古音特征的经典案例，也成为流传甚广的趣闻谈资。斯诺虽非专业语言学家，却以记者独有的敏锐眼光，精准捕捉到这一极具地域特色与文化价值的方言现象。

对陕北饮食的细致观察，构成了斯诺笔下陕北地域文化的另一重要表征。受黄土高原地理环境与物产条件所限，陕北饮食风格简约朴素、实在厚重，自带浓郁的乡土气息。斯诺在书中多次留下真实生动的饮食记录：“不到一个小时，他们端来了一大盘炒鸡蛋，还有蒸卷、小米饭、一些白菜和少量猪肉。”被留宿在村公所时，主人也“派人送来热水和一碗小米粥”。当地人日常饮食还包括“鸡肉、不发酵的保麸馒头、白菜、小米和我放量大吃的马铃薯”。这些在当时已是招待外来客人的丰盛膳食，也直观地反映出：小米、土豆、白菜既是黄土高原上最易获取的物产，也是陕北民众日常饮食最基础、最具代表性的底色。

当然，陕北的饮食结构，又与当地农耕生产紧密相连。斯诺穿行于陕北乡间时曾这样描绘眼前的景象：“安静的乡间田埂，穿过芝麻田、成熟的小麦田、沉甸甸地垂着穗的玉米田。”小麦、玉米、小米、芝麻等耐旱作物，适应黄土高原的气候与土壤条件，是当地最主要的物产。再加上书中所写“有几个农民，赶着一大群绵羊，头顶上蔚蓝色的天空晴朗无云”的放牧场景，农耕种植与畜牧养殖相互结合，准确而生动地勾勒出陕北地区半农半牧的传统经济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