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2026年第6期 （总第430期）

文 / 陶方宣

“保盟”司库：一个和气的英国人

诺曼·佛朗士是张爱玲在香港大学的老师，她在多部小说中详细描写了这位来自英国的年轻讲师，字里行间流露的是青涩女生对老师的好感，许多张爱玲的研究者因此考证出诺曼·佛朗士是她的初恋。鲜为人知的是，这位英国人诺曼·佛朗士，既是一位学富五车的历史讲师，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有过卓越贡献并且献出生命的国际友人。要说起他的人生经历，必须要提到近当代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社会团体，它就是中国福利会的前身、中国民主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夫人宋庆龄女士亲手创立的“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

“保盟”的创立有着特殊的国际背景和复杂的国内环境：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积贫积弱的中国面对日本的进攻一时难以应对，无论战场还是后方，中国士兵装备给养奇缺。此时许多对中国人民满怀同情的国际友人纷纷伸出援手，成立反日援华团体，开展募捐援助，大量捐赠物资、善款急需一个中国的机构来对接、调配。而当时中国内地因为战争与海外的联系几乎中断，香港因为特殊地理条件成为当时对外联系的唯一窗口，因而自然成为国际援华物资的主要集散地。这时候在香港，援华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福利和爱国委员会等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上海沦陷后，宋庆龄女士接受中共中央嘱托来到香港，以这个相对自由又易于与国际联系的港口为据点，为中国的抗战事业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她一到香港就联系了中共派来开展工作的廖承志，筹备成立“保卫中国同盟”。1938年6月14日，在香港宋庆龄住宅，“保卫中国同盟”宣告成立，宋庆龄担任主席。经过她的邀请，国际友人、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女士任名誉书记，香港大学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讲师诺曼·佛朗士担任名誉司库（财务主管），香港华比银行副经理邓文钊任司库，廖承志兼任秘书长，他的女儿廖梦醒任秘书，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助手爱泼斯坦先生和新西兰作家、记者詹姆斯·贝特兰都受宋庆龄之邀担任宣传工作，他们一一在“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上签名。财政委员会由佛朗士负责，宣传出版委员会由秘密抵达香港的著名出版人邹韬奋负责。

多年以后，在詹姆斯·贝特兰出版的《在中国的岁月：贝特兰的回忆录》中，她这样描写诺曼·佛朗士：“除了秘书之外，我们还有两个财务：受教于剑桥、相貌酷似宋子文（事实上也是他的表兄弟）的M·C·谭和一个和气的英国人。从照片上看，同鲁克里·努克像是一个模子里压出来的，他就是诺曼·佛朗士，香港大学高级历史讲师。或许，他在香港这殖民地的根子比我们任何人都深。他的叔叔多年来一直是维多利亚、一个英国圣公会教堂的教区牧师。诺曼本人是一个有正统风格、文化素养很高的和蔼可亲的学者，他住在一幢老式的葡萄牙风格的屋子里，喂养着山羊和蜜蜂。他能说广东话和国语，这在香港的欧洲人当中是极其难得的。”

贝特兰称诺曼·佛朗士是“一个和气的英国人”，和张爱玲笔下的佛朗士既相同又不同，一个喜欢养羊，一个喜欢养猪。

自掏腰包，寄给张爱玲800元

当年张爱玲以远东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英国伦敦大学，结果，战争阻断了她的求学之路，她只好退而求其次，转入香港大学。在港大，她发奋读书，门门功课都考第一，教她历史的老师就是诺曼·佛朗士，她最早是在纪实散文《烬余录》中写到他：

佛朗士是一个豁达的人，彻底地中国化，中国字写得不错（就是不大知道笔画的先后），爱喝酒，曾经和中国教授们一同游广州，到一个名声不大好的尼庵里去看小尼姑。他在人烟稀少处造有三幢房屋，一幢专门养猪。家里不装电灯自来水，因为不赞成物质文明。汽车倒有一辆，破旧不堪，是给仆欧买菜赶集用的。

他有孩子似的肉红脸，瓷蓝眼睛，伸出来的圆下巴，头发已经稀了，颈上系一块黯败的蓝字宁绸作为领带。上课的时候他抽烟抽得像烟囱，尽管说话，嘴唇上永远险伶伶地吊着一支香烟，跷板似的一上一下，可是再也不会落下来。烟蒂子他顺手向窗外一甩，从女学生蓬松的鬈发上飞过，很有着火的危险。

他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地，官样文字被他耍着花腔一念，便显得十分滑稽。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一个好先生，一个好人。

拿《烬余录》和贝特兰的《在中国的岁月：贝特兰的回忆录》作对比，对佛朗士的了解就更加全面。因为师生间的频繁接触，他知道张爱玲极度节省，这在她来说确实没有办法，与父亲脱离关系，母亲一人供她来香港读书，除了学费和生活费，她几乎不能有额外的开销。有一次香港本地同学请部分同学到家中去玩，大家要分摊租船费用，张爱玲拿不出钱，不得不向管理宿舍的修女说明手头拮据。修女将此事向上司汇报，最后弄得学校里人尽皆知，她的朋友炎樱觉得很丢人，当面责怪她。大概此事最后连老师佛朗士也知道了，他便资助了她800元。张爱玲在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中详细记录了此事，她将佛朗士化名为安竹斯：

排门外进来了一个小老头子，从来没看见过这样褴褛的邮差。在香港不是绿衣人，是什么样的制服都认不出，只凭他肩上的那只灰白色大邮袋。广东人有这种清奇的面貌，像古画上的老人，瘦骨脸，两撇细长的黑胡须，人瘦毛长，一根根眉毛也特别长，主寿。他递过收条来，又补了只铅笔，只剩小半截，面有得色，笑吟吟的像是说：“今天要不是我……”等他走了，旁边没人，九莉才耐着性子扒开蔴绳里面一大叠钞票。有封信，先看末尾签名，是安竹斯。称她密斯盛，说知道她申请过奖学金没拿到，请容许他给她一个小奖学金。明年她能保持这样的成绩，一定能拿到全部免费的奖学金。一数，有八百港币，有许多破烂的五元一元。不开支票，总也是为了怕传出去万一有人说闲话。在她这封信是一张生存许可证，等不及拿去给她母亲看。幸而今天本来叫她去，不然要憋一两天，怎么熬得过去？在电话上又说不清楚。

心旌摇摇，飘飘然飞去在公共汽车前面，是车头上高插了只彩旗在半空中招展。到了浅水湾，先告诉了蕊秋，再把信给她看。邮包照原样包好了，搁在桌上，像一条洗衣服的黄肥皂。存到银行里都还有点舍不得，再提出来也是别的钞票了，这是世界上最值钱的钱。蕊秋很用心地看了信，不好意思的笑着说：“这怎么能拿人家的钱？要还给他。”

在母亲眼里，张爱玲从小就是个白痴，母亲曾经痛骂她“你活着就是害人”。能得到老师这样的奖励她简直欣喜若狂，更重要的是这种单纯的师生情谊不含任何杂质。可最后的结果是这笔对她来说是巨款的800元，竟然被母亲在麻将桌上输掉。有专家研究发现，这是张爱玲与母亲黄逸梵决裂的起因。

这个故事在张爱玲另一部纪实小说《易经》中也写到，历史老师布雷斯代就是佛朗士，故事的记录与《小团圆》一模一样，800元也是被母亲在牌桌上输掉。但是母亲不相信一位老师会自掏腰包，她以为女儿用身体与老师做了见不得人的交换，还偷偷在女儿洗澡时进入浴室偷窥她的身体，以期发现一点蛛丝马迹，这让女儿倍感羞辱。

佛朗士最终的结局是意外死亡

这桩800元奖学金事件在少女张爱玲心里产生了深刻影响，后来她在“我看苏青”里也提到：“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我真的发愤用功了，连得了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我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有一个先生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没给过他给我的分数。”

还是在自传体小说《小团圆》里，她浓墨重彩详细描写了佛朗士：

安竹斯也喝酒，他那砖红的脸总带著几分酒意，有点不可测，所以都怕他。已经开始发胖了，漆黑的板刀眉，头发生得很低，有个花尖。上课讲到中世纪武士佩戴的标记与家徽，问严明升：“如果你要选择一种家徽，你选什么？”严明升是个极用功的矮小侨生，当下扶了一扶钢丝眼镜，答道：“狮子。”哄堂大笑，安竹斯依旧沉着脸问：“什么样的狮子？睡狮还是张牙舞爪的狮子？”中国曾经被诮为睡狮，明升顿了一顿，只得答道：“张牙舞爪的狮子。”又更哄堂大笑，连安竹斯都微笑了。九莉笑得斜枕在桌子上，笑出眼泪来。

……

母亲黄逸梵大概确认佛朗士自掏腰包完全出于善意，就一定要她当面去感谢。张爱玲觉得只消写信去道谢就可以，他住得又远。但是母亲一定要她去面谢，她只得约了同班女生赛梨陪着去，叫了两辆黄包车，来回大半天的工夫。她表情僵硬，一开口老师立刻露出不耐烦的神气，只跟赛梨闲谈了几句，他或她都不能面对那种面对面的难堪，“事情一刹那间就变得怪异起来”。

佛朗士最终的结局是意外死亡，这让张爱玲非常难过，在《小团圆》里她这样写：

宿舍外只装有一只灰色水门汀落地的浅缸，围城中节水，缸里的龙头点点滴滴，九莉好容易积了一漱孟的水洗袜子。先洗了一只，天已经黑下来，快看不见了。九莉、柔丝站在浴室门口，“安竹斯先生死了，打死了。”九莉最初的反应是忽然占有性大发，心里想着柔丝刚来了半年，又是读医的，她又知道什么安竹斯先生了？但是面部表情当然是震动，只轻声叫了声：“怎么？”校中英籍教师都是后备军，但是没想到已经开上前钱，九莉也没问是哪里得来的消息，想必是她哥哥。柔丝悄悄地走了，九莉继续洗袜子，然后抽噎起来，但是就像晕自来水龙头，震撼抽搐了半天才迸出几点痛泪，这才知道死亡怎样了结一切，本来总还好像以为有一天可以对他解释，其实有什么可解释的？但是现在一阵凉风，是一扇沉重的石门缓缓关上了。她最不信上帝，但是连日轰炸下，也许是西方那句俗语：“壕洞里没有无神论者。”这时候她突然抬起头来，在心里对楼上说：“你待我太好了，其实停止考试就行了，不用把老师也杀掉。”

拒绝撰写“黄白爱情故事”

诺曼·佛朗士1904年生于英国一个军人家庭，毕业于剑桥大学，后来进入香港大学就职。在教学之余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保盟”，甚至不畏艰险，亲自将国际援助物资送到中国西北抗日根据地。因为太过热情，一度张爱玲甚至怀疑他是共产党员，这一点在《小团圆》中也有表现：

此外他常戴根红领带，不过是旧砖红色，不是大红。如果是共产党，在讲台上的言论倒也听不出，尽管他喜欢问1848，欧洲许多革命纷起的日期。

香港沦陷后佛朗士参加香港志愿队第二炮兵连，成为一名炮手，为了抵抗侵华日军，他一介书生化身为前线炮兵，暂时与学生告别时他还兴高采烈，张爱玲在《烬余录》中这样写道：

每逢志愿兵操演，他总是拖长了声音通知我们：“下礼拜一不能同你们见面了，孩子们，我要去练武功。”没想到这是最后的告别，而且死得非常突然：“我们得到了历史教授佛朗士被枪杀的消息——是他们自己人打死的。像其他的英国人一般，他被征入伍。那天他在黄昏后回到军营里去，大约是在思索着一些什么，没听见哨兵的吆喝，哨兵就放了枪。”

这一天是1941年12月20日，诺曼·佛朗士37岁。张爱玲认为他是最无名目的死：“第一，算不了为国捐躯。即使是‘光荣殉国’又怎样？他对于英国的殖民地政策没有多大同情，但也看得很随便，也许因为世界上的傻事不止那一件。”

张爱玲一直对老师佛朗士念念不忘，这也是她整个学生时代唯一亲密的老师。1960年代她人在美国，一时生计无着。当时有一位来自中国河南的女作家韩素音在西方世界红极一时，她用英文创作的自传体小说《瑰宝》被翻译成17种语言出版，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轰动，这部描写华裔女子与白人男士恋爱的小说被美国好莱坞看中，拍成电影《生死恋》，获得奥斯卡三项大奖。得知张爱玲在美国出版的小说销售极不理想，在香港的宋淇、邝文美夫妇坐不住了。张爱玲几次来香港，就住在宋淇家，宋淇夫妇建议她参考韩素音走红模式，将她的代表作《》倾城之恋》和《第一炉香》合二为一，再结合她自己和诺曼·佛朗士的情感经历，以“黄白之恋”为主题写一部自传体小说，宋淇甚至具体给出了精心策划：写一位上海女郎考入香港大学，爱上英国讲师，并且标明这是一部“黄白恋爱故事”，认定以张爱玲的文笔和既有的影响，将这段感情描写出来，大可复制韩素音《生死恋》的畅销和成功。

张爱玲沉默了许久，最终没有接受好友的安排。对于心中这份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隐秘情感，她的决定是将它珍藏起来，这是一份美好的情感，要一直珍藏在内心深处。她一生都没有忘记这位历史老师，对于这位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贡献了生命的国际友人，中国人民也一直没有忘记。一直到八十年后的2018年12月，此时的“保卫中国同盟”已改组为中国福利会，时任中福会副主席的秘书长张晓敏，带领正在香港开展纪念建会80周年的中福会代表团部分成员，来到香港赤柱英军墓地，专门祭奠这位在太平洋战争中牺牲的“保盟”名誉司库诺曼·佛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