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若星

张岂之先生辞世的消息，我是从澎湃新闻上看到的。那天下午在家，手机弹出一条推送，标题里出现先生的名字，我点开看了几遍，反反复复确认，心里忽然空了一块，眼泪就那么落了下来。先生是百岁高龄的人了，按说早有心理准备，可当真到了这一刻，还是觉得恍惚。

先生1926年10月生于江苏南通，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与我父亲陈世夫成了同班同学。这桩旧事我从小就听父亲说起，几乎伴随了我的整个成长。

1944年，父亲从四川老家奔赴昆明，报考了西南联大哲学系。翌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复员北归，父亲随学校辗转——先坐船从昆明到海边，又乘海轮经广东、香港，折腾了好一阵子才抵达北平，进入北京大学，与张岂之、汤一介诸君成了同窗。

父亲家里清苦，祖父走得早，祖母一只眼睛失明，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当时北大的学生食堂分“白面膳团”和“杂粮膳团”两种，父亲始终是杂粮膳团的常客，能吃上一顿细粮和肉食非常不容易。张先生和汤先生家境相对宽裕，逢年过节或隔些日子，两个人便轮流把父亲叫到自己的家里“打牙祭”，有时去张家，有时去汤家。孟昭燕阿姨那时已与张先生相恋，每次都帮着张罗，热饭热菜端上桌，父亲说那不只是填饱了肚子，是心里也暖了。这些话他说了一辈子，我也听了一辈子。

家里有一本旧相册，里面存着一张1948年前后在北京大学拍的照片。张先生穿着长衫，孟阿姨穿着旗袍，胸前佩戴着鲜花，两人并肩而立，年轻而端正。父亲和诸多同学站在一旁，人很瘦，拍着手笑着。那是张先生和孟阿姨订婚时拍的。父亲说同学们都管孟阿姨叫“昭君”，因为她是北京姑娘，一口京片子清脆悦耳，人又生得端庄清丽。

1952年，张先生受侯外庐先生之邀，到西北大学任教，此后便再也没有离开过这所学校。当时，班上有两位同学选择了西北，一位是张先生，另一位就是父亲。父亲先是去了西北局工作，后来又参与创建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两人同在西安，守着一座城，各自扎根，彼此支持。张先生的夫人孟昭燕老师也始终陪伴左右，两人相携数十年，是学界有名的伉俪。

我童年记忆里最温暖的一段时光，是在张先生家度过的。那时候物资匮乏，但孟阿姨总有办法让饭桌丰盛起来。她做的豆腐丸子白菜大烩菜，粉条吸饱了汤汁，肉丸子外酥里嫩，白菜炖得软烂，一大盆端上来满屋飘香，就着大馒头，我每次都吃得意犹未尽、唇齿留香、流连忘返。饭后还有节目——张先生家里有一台留声机，可以放唱片听音乐。而更让我惦记的是孟阿姨讲的故事。冬天的傍晚，屋里光线暗下来，我和张先生家的小妞子、小鸽子、小莺子一人搬一个小板凳坐在地上，孟阿姨靠在藤椅上讲《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她的声音抑扬顿挫，“芝麻开门”四个字从她口中念出来，我仿佛真的看见一扇石门在面前缓缓打开，那是我最初的文学启蒙。张先生通常待在书房里读书写文章，偶尔出来倒水，看见我们坐成一排，便笑一笑，摸摸我们的头，转身又进去了。他个子高，身形瘦削，话不多，但那个笑容我一直记着。

1977年恢复高考，在工厂当缝纫工的我报考了西北大学历史系，并没有经过太多犹豫，心里大概存着一个念头——想去张先生待的地方看看，也想知道那扇书房门后面到底藏着什么样的世界。入学之后，每次见到张先生，他都会问起读书的进展，开了什么书单、读了什么书、有什么心得，也时常在学术上给我指点，提出做人方面的要求。他讲话向来简省，一句是一句，没有虚言。每逢有学术报告时，我会挑选角落的位置坐着，听张先生讲中国思想史，满场安安静静的。他一生提炼出中华人文精神七大精髓，系统概括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二个核心理念，那些学说很深，但他讲出来让人觉得亲切。我在后排听着，偶尔会恍惚觉得，小时候那扇神秘的书房的门扉，正在慢慢地向我打开。

后来去了报社，经常去看望张先生和孟阿姨成了固定的习惯。工作中遇到的事情，学术上的也好，做人的也好，都趁着拜访的机会跟他聊一聊。他总是先耐心听完，再慢慢作答，说到关键处会停顿一下，看着我，像是在确认我是否真的明白了。

后来我担任了省政协委员，去告诉他这个消息，他拍着手表示祝贺，说这不是挂个名的事情，要把基层的声音带上去，替老百姓说话。此后我写提案，也会去向他汇报。他总是在听我说完后，便从理论上进行梳理，在方向上给予点拨，偶尔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推荐给我。有一年我准备写一份关于文化教育方面的提案，他从书房里拿出自己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递到了我的手里。

那几年提交的几份提案，后来被收录进“75人话75年”系列报道，《各界导报》也做了报道。每一份提案从选题到成型，都跟张先生汇报过。那些年跑基层、走访调研的劲头，有一半都得到了张先生的支持。

前些日子《光明日报》还在头版刊发过关于他的报道，题目是《张岂之：治学育人，“乐此不疲”》。我读了，心想先生这一生确实做到了不知疲倦。他从事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教学与研究七十五载，培养的博士、硕士和博士后达五百余人。他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着——“我总想着一点：既然是教师，做的一切就一定要对学生有用。”

张先生走的那天，我翻出旧相册又看了一遍那张订婚照。七十多年前的影像已经泛黄，穿长衫的年轻人和穿旗袍的姑娘并肩而立，父亲在旁边拍手笑着。那时候他们都还不知道，往后的路会通向西北，会在黄土高原上扎下各自的根。

张先生是7月19日傍晚走的，享年百岁。西北大学发布了讣告，社会各界纷纷悼念。我在家里坐了很久，想起许多往事——想起那碗豆腐丸子白菜大烩菜的滋味，想起“芝麻开门”那句密码，想起书房里透出的灯光。每次从张先生家离开，走到楼下回头望，书房的灯总是亮着的。那些年我一直觉得，西安城里有一盏灯是照亮着许多人的，这些人里也包括我。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永远也忘不了。

如今那盏灯不会再亮了。

可是被那盏灯照亮过的人，心里便有了光。那束光，是真诚，是善良，是对美好永远的追求。

（作者系第十一届陕西省政协委员、文化艺术报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