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2026年第7期 （总第431期）

导语：宋培伦是贵州本土知名艺术家、资深雕塑家，也是深耕艺术乡建的践行者与国家级艺术匠人。他自学成才，跨界深耕漫画、雕塑领域，斩获多项国内外艺术大奖。他耗费三十年光阴，以一己之力改造荒山、打造夜郎谷，用质朴匠心诠释人与自然共生的东方艺术理念，成就世界级乡土艺术地标。

文 / 程稀

2026年春天，贵阳花溪斗篷山脚下，八十七岁的宋培伦又一次站在了那片石头王国中间。

青苔爬满石像的眉眼，藤蔓缠绕在它们的肩头。他身形瘦削，体重不足百斤，宽大的衣衫在山风中晃荡——像一棵长在石头缝里的老树，根却扎得极深。

有人问他：“你这一辈子，最骄傲的时刻在哪里？”

他习惯性地捋了一下挡在眼角的头发，说：“这里。每次站在这里，就是我最骄傲的时刻。”

从1997年到2026年，整整三十年。他用双手在一片石漠化的荒山上，垒起了两百多座艺术景观，改造了三百亩矿坑荒坡。这个曾被BBC、CNN报道的“石头王国”，让一个喝湄江水长大的农村孩子，成为了“国之大匠”、走进了巴黎国际艺术沙龙展的殿堂。

但宋培伦从不觉得自己了不起。他总说自己是“贵州乡下人”，是“老石匠”，是村民口中的“老鬼”。

河沙坝少年

1939年农历二月初八，宋培伦出生在贵州湄潭一个偏僻农村。那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湄潭却意外成了“避风港”。浙江大学在校长竺可桢率领下西迁至此，苏步青、王淦昌、李政道……这些后来闪耀中国科学史的名字，都曾在湄潭的山水间行走。

六岁那年，大哥带宋培伦去村里小学念书。学校简陋得像堆柴火的偏房，大哥翻开课本第一页，上面只有三个字：“上学去。”大哥教了三遍，解释说：“你以前天天在河沙坝贪玩，现在来读书认字，这就叫上学去。”

第二天背着书包再去，大哥让他坐在屋外石头上，翻开第一页，把昨天教的三个字读出来。旁边围了十几个同学看热闹，他脑子一片空白，拼命回想大哥的话——从前在河沙坝玩耍，现在来学校读书——灵光一闪，脱口而出：“河沙坝！”全场笑得前仰后合。从此村里人不叫他本名，全喊“河沙坝”，这个绰号跟了他整整三年。

但也就是在那些玩沙堆的日子里，他最早的艺术种子悄然萌芽。他不知道什么是艺术，只是觉得好玩。可正是这份“好玩”，支撑了宋培伦整整一辈子。

后来转到乡完全小学，宋培伦是班里最小的，常被高年级欺负。有天晚自习，一个大个同学站在课桌上起哄：“把裤子都脱了，比一比大小！”轮到看他时，见他年纪小、身形稚嫩，又给他取了个新绰号——“小麻雀”。

宋培伦羞愤难当，却无力反抗。但正是在那段压抑的岁月里，他找到了第一个精神出口——画画。他偷偷画山里奇形怪状的石头，画傩戏面具上诡秘的表情。笔在纸上沙沙地响，那是他最早的艺术日记。

宋培伦上面原本有四个哥哥，他一个没见过。姐姐蓉蓉体弱多病，不到六岁就走了。下面有个弟弟小名叫老九，比他小三岁，有天突然发高烧，母亲抱在怀里，没多久就断了气。

过去农村缺医少药，小孩夭折是常事。他从小见得多了，也就不那么怕死。

宋培伦出生时母亲已近四十岁，常年挨饿，瘦得皮包骨头，哪有奶水？没有母乳，母亲便每日煮一小撮白米，嚼成软烂的米糊，口对口喂给他。

大嫂李天雨十三岁嫁入宋家，那年宋培伦刚出生。可以说，他是大嫂一手拉扯大的。大哥结婚后不久就离家参了军，大嫂既要照看他、煮饭、喂猪，还要跟着家里织布。白天忙完所有家务，总要等帮他洗完脚、哄他睡熟后，才去织布，一直忙到深更半夜。

有天寨子里几个男青年逗他：“你们晚上是跟妈妈睡还是跟嫂嫂睡？”有人起哄：“敢承认跟嫂嫂睡过，脚下这只甲鱼就送给谁！”两人想要那只甲鱼，异口同声说“跟嫂嫂睡过”。

从那一刻起，宋培伦懵懂地意识到这不合适。那天他拉着母亲衣角吵着要跟母亲睡，母亲不同意，打了他几巴掌。他伤心大哭，死死拉着不松手。就在母亲还要打他时，大嫂伸出温柔的双手，把他抱回了床上。

他不停地哭，大嫂就轻轻帮他擦眼泪。

大嫂不识字，后来上夜校，给自己取名“李天雨”——天雨，天降甘霖。她就是宋培伦生命里那场及时雨。

宋培伦后来常常想，大嫂十几岁嫁进宋家，带大了他，又一个人把女儿拉扯大，苦了半生，从没听她抱怨过一句。她从不说自己受了多少委屈，只是沉默地织布、沉默地做饭、沉默地活着。

这份恩情，他一直记得。

从工人到艺术家

1957年，十八岁的宋培伦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漫画，没有经过正规美术院校培训，全靠自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贵州湄潭，一个农村孩子想靠画画吃饭，几乎不可想象。但他偏偏不信这个邪。

1962年，一个叫刘雍的高中生在贵州省美协展厅里第一次遇见他。那天，宋培伦一边打量来往观众，一边画漫画——不用铅笔草稿，直接用蘸水钢笔勾勒，再用透明水彩烘染，动作飞快，一气呵成。那个瘦小的青年给刘雍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后宋培伦辗转于湄潭县外贸公司、贵阳工艺美术公司等多个单位，但始终放不下画笔。口袋里永远揣着一支铅笔和一本巴掌大的速写本，走到哪儿画到哪儿——等车的间隙画候车室里的旅客，开会时画邻座同事的侧脸，下班回家蹲在路边画收工归来的菜农。别人打牌喝酒的时间，他全拿来画画了。

宋培伦有一种旁人不理解的“较真”。画一个孩子的笑脸，他能对着镜子做几十种表情，直到找到最自然的那一个；画一只奔跑的狗，他追着村里的土狗跑了好几条田埂，被狗主人当成了偷狗的。

在乡下，宋培伦没有画纸就用毛边纸，没有颜料就采野草挤出汁水代替。有一年冬天买不起炭火，他裹着棉被坐在床上画，手冻僵了就放在腋窝里暖一会儿，接着画。他与几位本土漫画家筹办了中国第一家县级漫画报《小辣椒》，排版在饭桌上完成，插图在煤油灯下绘制，印刷靠县印刷厂淘汰的老机器。但这份报纸一出来，连华君武这样的漫画大师都称赞不已。

1984年，宋培伦的漫画《也是足球》斩获中国足球漫画“金章奖”。1985年，《木质烫刻工艺》获得国家专利。1986年，雕塑《面具·脸谱》荣获第六届布拉格国际舞美展创新奖。从漫画到雕塑，从国内到国际，他用不到十年时间完成了从“工人画家”到“国际艺术家”的跃迁。

1987年，贵州省授予宋培伦“从工人到艺术家”称号。同年他受聘于贵州大学艺术学院任教雕塑。在外人看来，他已经成功了。但宋培伦自己知道，他并不快乐。

1989年，宋培伦辞掉了贵州艺专雕塑工作室的工作。办完离职手续那天，他把办公室钥匙放在桌上，回头看了一眼那间待了三年的工作室。墙上还贴着他画的草图，架上还有未完成的作品。他没带走什么，只拿走了自己的画笔。

夜郎谷：一个人的愚公移山

辞职后，宋培伦带着老婆、女儿“下放”到花溪碧云窝布依族村寨，当一位没有土地、没有工资的农民。他想把艺术家引入农村，以艺术带动经济，保护这个正在消失的古村落。他租下村民的房子改造成画室和展馆，修复水磨坊、水车等非遗物件，邀请几十位贵州画家来设工作室、搞画展。碧云窝画家村名气越来越大，莫桑比克总统访贵阳时特地前来参观，回国后还派财政部长送来一个非洲木雕面具。

可村民们想要的是发展——推掉老旧民居，建水泥砖房。理念的冲突日益尖锐。1986年前后，国内还没有“艺术乡建”的概念，画家村在分歧中夭折了。

他没有停下。1990年，他与花溪工人疗养院合作创建“灵山艺术村”，将闲置区域改造为集艺术创作、展览、交流于一体的文化空间。那些造型奇特的石像、夸张变形的脸谱，让游客惊叹仿佛进入了“鬼魅横行的异世界”。可疗养院方面看到了商业价值，在利益分配上与他产生严重分歧，最终单方面终止合作。

两次失败，两次被“请走”。宋培伦回忆起这段经历，语气平静，说道：“太超前。”这三个字，是他对两次失败的全部总结。

1993年，一个转折点来了。宋培伦在美国南达科塔州见到了“疯马”——一座印第安家族三代人、耗时六十多年仍未完工的巨型山体雕塑。克拉克31岁接下嘱托，40岁动工，用余生凿山，直到去世也没能完成。临终前他把图纸交给了后人——妻子接过工具，子女接着凿，子子孙孙，一直凿下去。

宋培伦被震撼了。这不就是印第安版的“愚公移山”吗？他忽然明白：他需要的不是另一个项目、另一份合作——他需要的是一座属于自己的山，一件可以做一辈子、并传给后世的作品。

1996年，家里有三十五万元存款。宋培伦把这笔钱分成四份：他和妻子、女儿各十万，剩下五万还账。

妻子后来跟人说：“他就是一根筋，他想做的事，家里没人能左右。”

分完钱没多久，宋培伦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独自出了门。那年他在贵阳花溪斗篷山脚下找到了一条小峡谷，两面山势陡峭，大片石头裸露在外，人迹罕至。他拨开齐腰的杂草，站在峡谷中间，四面山石嶙峋，野藤垂挂。他蹲下来，摸了摸脚下的石头，自言自语：“就是这里了。”

1997年，夜郎谷动工。这一年，他五十八岁。

三十万积蓄很快花完，据宋培伦后来说：“二十年来，为了建设夜郎谷，我借了三百多万外债。最困难的时候，甚至将夜郎谷中的房子作了抵押。都是向支持我的朋友和附近村民借的，他们理解我，愿意出一份力，也不着急让我还钱。”

有人劝宋培伦接受商业投资，他全部拒绝。“我对夜郎谷的定位，是一个文化艺术与大自然共生共长的博物馆，我的工作是艺术创作而不是商品买卖。当初开建时，我就没想过靠它赚钱。”

村民不拿工资继续干，甚至主动借钱给他。村里一位姓张的村民，工作多年没拿到报酬，却说：“有什么事只管叫我，我不要钱也要帮你干活。”村委会在宋培伦最困难时主动借了七八十万给他。那些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这个老头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

宋培伦后来跟我说：“他们不懂艺术，但他们懂人心。人心才是最大的石头，一块垒一块，就稳了。”

1998年冬天，南方雪灾，大雪封山。宋培伦一个人在没水没电的情况下住了两个月。砍柴生火做饭，点蜡烛，喝雪水，吃野生菌。更难熬的是腰间突然长出一片带状疱疹，那种钻心的疼从白天到黑夜，每一寸神经都像被针扎火燎。

妻子冒着严寒赶来，站在雪地里看着这个瘦得脱相的男人，想骂又骂不出口。这些年她不是没怨过——别人家的男人赚钱养家，她家的男人把钱往山里扔。可她张了张嘴，最后只说了一句：“你死了，我怎么办？”他冲她笑了笑：“死不了。”

她哭了。那是她第一次在他面前哭。他从床上爬起来，走到她面前，笨拙地伸出手，犹豫了一下，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那只手满是冻疮和石头的划痕。

宋培伦有一个著名的创作理念——“只做一半”。他说：“任何东西都是有生命力的，雕塑也一样，它们都有一个发育成长的过程，与自然融合，与历史共存。我经常说，这件作品我只做了一半，另一半让自然、让大地、让历史来完成。”

所以夜郎谷的石像从不被精雕细琢。他任由青苔爬满它们的眉眼，任由藤蔓缠绕它们的肩头。人脸雕塑的眼睛突出部分是当地废弃的破陶罐，造型夸张。有人质疑“粗俗不堪”“无章法可言”，宋培伦也不辩，蹲下来摸了摸那尊被骂得最狠的石像，像摸自家孩子的脑袋一样，半天才说：“长得再丑，也是自家的孩子。”

宋培伦追求的就是不规则、随意产生的美感。村民用修猪圈、建石头房子的技术来做雕塑，那种原始的、未经学院派规训的手艺，恰恰是他最珍视的东西。“村民不识字，不代表他们的艺术水平低，他们在修猪圈、建堡坎上体现出的是一种随性的美。”

石头会说话

2016年左右，夜郎谷火了。BBC、CNN等国际媒体纷纷报道，这个藏在深山里的石头王国一夜之间成了游人如织的奇境。谁能想到，这座每年吸引百万游客的石头王国，曾经只是一片石漠化严重的荒坡。

名气大了，商机也来了。

面对上亿元投资，宋培伦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我从来没说过只搞文化不搞经营。但如果纯粹搞经营，我又何必来做这个呢？”

2019年，当夜郎谷门票年收入达到七百万时，宋培伦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把夜郎谷无偿捐赠给贵州财经大学。

他说：“将夜郎谷捐出去和自己品德高尚没有一点关系，主要是觉得自己管理力不从心。另外，捐出去后我可以有更多时间做其他艺术创作。”

有人替他算过一笔账——不捐，夜郎谷每年的门票收入足够他几辈子躺平了。但宋培伦没这么算。他只想了两件事：一是自己管不动了，二是捐出去比留在手里更踏实。

石头不会说话。但它们立在那里，把一个人三十年的光阴，变成了一个村子的活路。蜡染传承人宗莫艳在这里一待就是四年，去年营收约三十万元，她说：“在这儿做生意，心里踏实。”当年那些抡大锤、开山炸石的村民，如今放下雷管，学着用锤子和凿子侍弄石头，有人开了农家乐，有人办起了民宿。

有人问宋培伦这算不算成功。他想了想，慢悠悠地说：“当年是我请他们来干活，解决了他们的饭碗。如今嘛——他指了指满谷的游人，是他们在养活我这个老头子和这座山。”

2024年秋，北京清华园。《雕塑》杂志社将“国之大匠”成就奖与年度公共艺术大奖同时颁给了宋培伦。颁奖词写道：“他褒扬愚公移山之定力，续写精卫填海之精神，用三十年宝贵时间，建设两百座艺术景观，改造三百亩矿坑荒山，在黔中创立了令世人瞩目的世界级文化地标，谱写了当代艺术的不朽传奇。”

宋培伦站在台上，穿了一件专门为这次出门翻出来的大红外套。他接过话筒，顿了顿，说：“谢谢大家。这个奖，是大家一起垒出来的。”

2025年，法国巴黎国际艺术沙龙展——这个创立于1864年、由法国文化部支持的全球最悠久艺术奖项之一——将提名奖颁给了宋培伦的作品《夜郎谷》。该届展览收到全球逾六千件投稿，仅五百余件入围，评委会评语写道：

以独特的石构艺术、生态理念与人文叙事，向世界展示了东方美学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思考。

宋培伦没有去巴黎领奖，甚至没发一条朋友圈。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那个奖是给夜郎谷的，不是给我的。夜郎谷不是我一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