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和平

我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1989年，我穿着洗得发黄的白大褂，推着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站在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医院三排小楼前，几只羊站在旁边光秃秃的沙梁上。那是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府谷县医院工作的第一年，时值神府开发初期，风沙与浓烟是这儿的“主旋律”，哪怕紧闭门窗，病历本仍能落满一层细密的黄沙。

那时的府谷县医院，与其说是医院，不如说是个大点儿的卫生所，烧煤取暖、开窗纳凉，至于医疗设备，就是几台老掉牙的X光机、几台显微镜，药房里的药品种类稀少，青霉素是宝贝，还常常断货。我记得最清楚的是1990年冬天，一位来自赵五湾乡的老乡，赶着借来的毛驴车，拉着高烧昏迷的儿子，在零下15摄氏度的寒风里跋涉了5个小时才到医院——在此之前，孩子已经在村上赤脚医生家里救治了一天一夜，得的是急性肺炎，送来得又迟，急需抗生素，药房告罄，我们几个年轻医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最后是主任骑着他的自行车，顶着寒风，挨个敲开城里几位老医生的家门，才凑齐了几支救命的青霉素。孩子得救了，老乡几天后又赶着驴车来，带来一只杀好洗净的整鸡——那本来是他除夕夜准备的年夜饭。老乡殷切的目光和窗外刺骨的寒风，在我心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缺医少药，是悬在榆林百姓头上的一把刀。

改革春风吹满地，最先吹暖了物质的寒冬。20世纪90年代初，医院开始尝试引进设备。第一台B超机运送来时，全院轰动，机器操作复杂，说明书还是英文的，老主任请来了县中学的英语老师，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标注意思。第一次给一位孕妇做出清晰的胎儿图像时，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看见了！真看见了！娃在里面动哩！”那一刻，我感受到科技带来的不仅仅是精准的诊断，更是希望的曙光。

真正的巨变发生在2000年以后。伴随着陕西经济腾飞和榆林能源发展，省市县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前所未有。我们搬进了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大楼，螺旋CT、磁共振、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先进的设备接踵而至，手术室里无影灯柔和的光线洒下来，层流系统无声地运转，那种感觉，是难以言喻的激动和踏实。我们开始大规模引进人才，送各年龄阶段的骨干去北京、上海、广东进修，老百姓曾经需要千里迢迢外出求医的复杂手术，如今在家门口就能解决。

变化更发生在乡镇。早年间去村里，卫生院“老三样”——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外加一个蒙着灰尘、几乎闲置的消毒锅。村医多是“赤脚医生”出身，靠经验看病，药品匮乏。村民既没钱，又缺乏就医意识，小病硬扛、大病看命。有一次，我回老家看望亲人，村头正在办丧事，黑白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性的脸，一问才知，叫了产婆接生，谁知难产大出血，送到卫生院时，人已经不行了……

新医改和乡村振兴战略，像两支肾上腺素注入了基层。标准化建设的门诊楼、住院部拔地而起，旧貌换新颜。国家配备了基本的诊疗设备：心电图机、彩超、血球分析仪、B超机……更重要的是，“县聘乡管村用”的模式落地了。我再次回老家时，村卫生室窗明几净，产科医护人员忙忙碌碌，三位年轻的医学院硕士毕业生正熟练地操作着电脑，为适龄女性村民建立电子健康档案。远程诊疗更是跨越了沟壑，我有一次在神木市的一个乡镇卫生院，亲眼看到电子屏幕小框里的榆林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专家，正在为留守老人看脑电图，清晰又通俗地说出病症和治疗方法，老人布满皱纹的嘴咧开笑容，又小心翼翼地询问旁边的医生，要花多少钱治疗，不行放弃算了，护士忙说：“有医保呢，专家线上诊疗不收费，你的治疗报销下来花不了几千。”看得好病、看得起病，不就是老百姓最朴素的两个心愿吗？

2020年，我当选民革榆林市委会主委，同时兼任政协委员。这份沉甸甸的责任，让我得以从另一个维度参与和见证榆林的发展。三重身份，成为我连接医疗本职与更广阔社会民生的桥梁。

我们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建言献策必须脚沾泥土、心怀真情。我们组织党员中的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深入田间地头、厂矿车间、社区街道，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蹲点调研，与老百姓坐在炕头上拉家常，听他们最真实的声音、最迫切的诉求。

在医疗领域，除了前面提到的村医队伍建设问题，我们还持续关注着基层医疗的痛点。在一次调研中，我们发现尽管医疗政策已尽力惠及百姓，但村镇医疗卫生人才梯队建设和资源的配比仍旧未达到预期，甚至部分三级医疗网络在实施过程中流于形式。回去后，我们立即提出了《关于加强村镇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提案》，明确给出建立统一的乡镇卫生服务中心，建立对口医院带动村镇卫生服务中心制度，联合开展集康复养老保健为一体的特色诊室，对在下乡工作中、双向转诊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医务人员，返回医院后应给予奖励，职务任命时应优先考虑提拔等具体可行的建议，卫健部门积极回应，随后三个月逐步推动了相关建议的落实和资源倾斜。

在乡村振兴的大课题中，我们的关注点更加广泛。前些年，我们组织专家前往南部山区调研，发现满山的羊啃食着远志、黄芪，一问老百姓才知道，家家户户都种中药材，但是卖不上价。我们联系到中医院专家，得知我市有丰厚的中药资源，但在中药材的生产、开发、保护等产业发展方面科技支撑作用不足，发展落后。综合老乡、专家的意见，我们提出《关于创建中医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提案》，建议筹建中医药市级重点实验室，高薪引入中医药高层次人才，组建一流科研团队，发挥陕西榆林的中医药优势，解决地方性疾病和榆林优势中药材的科研问题。这份建议被列为市政协督办的重点提案，推动一些县区在中医药政策支持和模式创新上进行有益探索。

履职的成效不在于提案数量的多少，而在于是否真正推动了问题的解决，惠及百姓。当我看到，经过持续呼吁，一些偏远村子的卫生室配上了年轻的专业村医；看到乡镇养老院里，留守老人们“攀比”着谁看病花的钱少；看到中药材价格上涨，收益真正落到农民手里；看到我们的建议被吸收进政府的相关规划文件里……那一刻，医生、民革党员、政协委员的责任感和价值感油然而生。我更深切地体会到，参政议政不是空中楼阁，它根植于深厚的泥土，最终要回馈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我的交通工具从“二八”大杠自行车换成了汽车，工作地点从沙土环绕的三层小楼变成了现代化的医院大楼；目光所及，这座陕北小城从一座“风沙之城”蜕变为高楼林立、绿树成荫的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脚下的乡村，从闭塞贫困走向了通路、通水、通电、通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新天地。

回望来路，那些记忆深处的画面依然鲜活：老乡送来年夜饭时颤抖的双手；失去妻子的丈夫痛哭的声音；B超机里第一次清晰显现的胎儿影像；远程诊疗屏幕上老人信任的目光……这些细碎的片段，串联起陕西一个小城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波澜壮阔又细腻动人的变迁史。我何其有幸，能以一名医生、一名民主党派成员、一名政协委员的多重身份，亲历其中、参与其中、见证其中。从听诊器到建言书，变的是岗位和视角，不变的是那份对脚下这片黄土地的深情，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信赖。

展望未来，三秦发展之路依然漫长。如何让乡村振兴的步伐更加稳健扎实？如何让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更加优质均衡？如何守护好这片正在变绿的脆弱生态？这些都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新考卷。我深知，无论是握着听诊器守护生命，还是拿起笔书写建言，肩头的责任从未减轻。我将继续在这条路上前行，用脚步丈量民情，用专业守护健康，用智慧建言发展，与所有奋斗在这片土地上的榆林人一起，共同书写下一个更加精彩的“三秦故事”。因为这方水土、这群百姓，值得最美好的明天。

（作者系省政协委员、榆林市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