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2026年第7期 （总第431期）

导语：在如今这个教育资源竞争激烈、信息泛滥的时代，填报高考志愿、选择考公岗位是一项技术活，因此像张雪峰这样的知名教育博主才应运而生。其实这一现象在古代同样存在，那时科举考试是学子一举改变自身地位的重要途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为此，古人也展开了各种各样的考前辅导与估题押题，甚至还卓有成效。

文 / 刘永加

白居易：编写“国考”教材

在唐代，有一种“国考”叫制科，这是由皇帝亲自批准和主持的考试，旨在为国家选出各种特殊人才。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28岁进士及第，30岁试“书判拔萃科”及第，34岁又应制举及第。这就是他后来常常引以为豪的“三登甲乙第”和“六命三登科”，也是白居易博取功名、步入仕途的国考经过。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为了广揽人才，朝廷举行了制举考试，这是正儿八经的国家大考。唐代的制科，考取后可以得到较高的官职。制科考试最主要的项目是试策，所谓“策”，就是回答皇帝的“问”。皇帝所问的当然都是当前的时政问题，借以发现考生处理问题的才干。

这时的白居易与好友元稹因校书郎任期届满而赋闲，为了参加制举考试答好皇帝的策问，他二人一起住进长安上都华阳观里，为这次考试用功做准备。白居易后来写过一首诗，讲述了此时的境况：“季夏中气候，烦暑自此收。萧飒同雨天，蝉声暮啾啾。永崇里巷静，华阳观院幽。”

白居易和元稹在华阳观中“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篇”。后来，白居易把这些文章编成四卷，这就是有名的《策林》，该书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刑法、吏治、风俗等各个方面，都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堪称当时国考的经典教材。这些精心而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给白居易的国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年四月，白居易和元稹参加了唐宪宗亲自组织的“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的策试。考试中，唐宪宗问：针对当时国家的内忧外患情况，国家如何理政才能取得成效？

对此，白居易早已胸有成竹，他回答道：人民饥贫是由于赋税太重，赋税重是由于连年征战，而连年征战的原因是边祸不断，边祸不断的最终原因是朝政的荒颓。要改变这些首先必须惩治那些贪官污吏，使政局清正，同时减免苛税使人民安居乐业，这样社会才能安定，国家才能由衰转盛。

白居易的对策揭示了当时社会动乱和疲敝的根源，由于白居易讲话太过耿直，触动了当权者，结果他只中了个第四等，也就是乙等，唐代制科没有第一、二等，白居易被任命为周至县尉，总算实现了他的国考梦想。同时登第的共有十八人，元稹考取第一名，被授予左拾遗的官职。

正是因为白居易成功实现国考梦想，因此他所编写的《策林》被当时参加国考的人们奉为圭臬而受到热捧。

吕祖谦：科举“辅导班”的鼻祖

科举考试是古代人们晋升仕途、实现阶层跨越的主要通道，且没有次数限制，因此一战二战三战不乏其人。那时虽然没有明确的科考辅导班、复读班的记载，但是有人已经做到了。大家所熟知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他就曾辅导过五个弟弟、妹夫实现科考梦想。

曾巩出生于江西南丰一个官宦之家。他幼时警敏，读书数百卷，脱口成诵，终生不忘。十二岁时他试做《六论》，援笔即成，词句雄伟，诵者无不夸奖。然而这个才华横溢、文章出类拔萃的才子，却命运多舛，家庭屡遭变故。

曾巩十八岁时，父亲曾易占突然遭诬陷被罢官，在家闲赋多年，全家一时陷入困境。尤其是，后来曾巩的父亲、哥哥曾晔相继去世，弟弟妹妹等又均未成人，曾家的境况日益惨淡，此时重担就全压在兄长曾巩身上。为了维持生计，教养弟妹，他不得不下田劳作。十余年间，不仅把弟弟妹妹抚养成人，还为他们成家立业。但是，曾巩心中的科考梦想始终没有放弃，他不仅自己边劳动边自学，还坚持辅导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夫的功课，鼓励他们克服困难也要读书。

终于，在曾巩三十九岁那年，曾巩带领着三个弟弟、两个妹夫来到京师开封，参加当年由欧阳修主持的科举考试，结果一门六人全部中第，这在全国乃至科举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显然这优异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曾巩的努力辅助。

虽然曾巩辅导的是自己的弟弟妹夫，但也为科考辅导做出了有益探索。到了南宋还真出了一位科考辅导老师，他就是被称为“小东莱先生”的吕祖谦。

吕祖谦少年就开始奔波于科考，最终得以考中进士，步入了仕途。同时他还致力于学术研究，创立了自己的学说“婺学”，与朱熹开创的“闽学”，以及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开创的“心学”成为南宋的三大学派，推动了南宋学术的发展和繁荣。

正因为他的学识渊博，科考经验丰富，他就想把自己的科考经验传授给后进者。于是，他利用为父母守孝的时间讲学，古人守孝时间为三年，这时吕祖谦才有时间办学。他一方面传授自己的学说，一方面搞起了类似的考前辅导。难能可贵的是，他把历年科举考试真题和优质答卷编为一册，因为封面是黄色，被称为黄册子。他把这个黄册子作为辅导教材，发给弟子们研学，从而帮助更多的学子金榜题名。有人对此颇有议论，“区区黄册子，所事惟夺魁”，可见吕祖谦的这个黄册子真的帮助很多人实现了科考梦。

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他的学生巩丰，巩丰也是多次科考多次落榜，对此吕祖谦没少安慰他，他曾给巩丰写信鼓励他：“秋闱垂翅，乃所以进德修业。如吾友之文，用于课试盖无余憾矣，不必更费心神。惟留意实学，持之以厚，而守之以默，则所愿望！令伯有还辕之问否？他惟以时自爱。”得到了吕祖谦黄册子真传的巩丰后来果然高中进士。巩丰曾感慨：“岁时来上冢，车马隘阡陌。念昔事先生，同门至千百。”可见，吕祖谦曾经辅导的学子之多。显然，吕祖谦应该称得上是开办科考辅导班的鼻祖。

钱谦益：登上辅导材料

到了明代，随着科考辅导班的兴起，科考辅导书已经普及。朱棣迁都北京，南京作为留都，是江南南直隶行省的驻地，建起了应天贡院，成为明初全国以及后来江南的科考中心。每届科考都有大批学子涌到南京，自然带动了南京的科考辅导书的海量出版。

当时南京有书坊多达150家，为迎合士子消费需求，这些书坊专门刊印和推销阐述解题技巧、命题趋势的书籍，赚取高额利润。

南京三山街成为书坊一条街，他们是前门开店，后面作坊，楼上则是编辑部，编印发一体，流水线作业，看到什么书好销，立刻动手，几天就可以赶出来，十分灵活，且各有专长。考生们对教辅书需求很大，他们就专做应试题材，推出的状元策、翰林院馆课、八股文等书极受欢迎。

其中，万历年间三山书林、余氏自新斋、叶贵近山堂、张少吾书林、周崑冈书林、唐振吾广庆堂、周竹潭嘉宾堂等南京书坊或书林等刻有《新刻举业卮言》《新刊举业利用六子拔奇》《新刻沈相国续选百家举业奇珍》《新镌十六翰林拟纂酉戌科场急出题旨棘围丹纂》等大量的举业用书。

有时，南京书坊或书林也会请来进士状元们代言，以此吸引眼球，扩大销售。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金陵南冈郭良材刻本《金陵新刊古今名儒论学选粹前集》，扉页赫然印着“壬戌进士湛泉赵睿精选，己酉文魁一山赵世卿批点”字样；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金陵魏卿刻本《新刻三状元评选名公四美士林必读第一宝》四卷，扉页也印着“状元养淳朱国祚、抑所唐文献、从吾焦竑仝选”的字样；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余氏自新斋刊本《鼎镌金陵三元合选评注史记狐白》，印有“会元霍林汤宾伊精选、状元兰隅朱之蕃详注、解元兰谷龚三益摭评”字样，如此操作自然大受欢迎。

钱谦益是当时东林党人的领袖人物、大学问家，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乡试第三名，四年后又高中鼎甲，授翰林编修。由于他的文坛地位极高，以至于乙酉乡试都要根据他的条陈改正文体，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变题”。既然题型要变，那么辅导书也得变。于是，南京的书商们请来几位考试辅导专家，按照新的试题样式，另选新篇，以为对策。于是，钱谦益就登上了辅导教材，并在封面印上“风气随名手，文章中试官”的口号。这种辅导教材在南京风靡一时。

马述融：堪称估题高手

到了清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作为钦定解说儒经的标准教材，考生答题都要万变不离其宗。研究揣摩透这部书，就能找到解题的窍门。

陕西高陵著名私塾老师马述融，是清末贡生，擅长八股，尤其娴熟集注。他根据积累多年教学和观察考场的经验，揣摩出一手“模拟试题”的绝招，往往巧发奇中，屡试不爽，他的门生们很是得利。清代规定，高陵每年进学的名额是十二人，马述融执教期间，每届中试的考生总有四五人是他的学生。四十多年间，竟有二百多名秀才出自其门下。有人为他题联说：“手植桃李三千株，面授青衿二百人。”可见他的估题能力之强。

由于马述融的“模拟试题”很管用，名噪一时，所以前来受业者络绎不绝，而且越是年龄大的、越是难以考中的，就越来找他求学。临潼有个六十多岁的老童生“帽辫刘”也来就学，而这年马述融才五十多岁，学生比老师还大，也不足为怪了。清制，应试童子试即考秀才的学子不论年龄，发辫都要扎上红头绳，还得吊一枚制钱，这老夫子叫“帽辫刘”，就是由此而得名的。

这位刘君已经应试四十多回均未中。年轻时，“帽辫刘”就和渭南翰林雷延寿的祖父、父亲一起应试过童子试。后来他都变成白发皱面的老头了，还拖着细红小辫子和十四岁的雷延寿一同步入考场。“帽辫刘”握住小雷的手颤抖地说：“娃娃，我们已经有三代交往了，这不正是爷爷孙子老兄弟嘛。”此事传开，成为士林一大轶闻。

“帽辫刘”在其门下受业不到八个月，就在第二年中了秀才，马述融的“模拟试题”还真管用。捷讯传来，马述融焉能不兴奋，这个老学生能中秀才堪称奇迹，于是赋诗曰：“老夫何敢作项槖，绛帐喜逢鲜于通。”鲜于通是传说中的一个困顿的念书人，到晚年总算是发了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