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2026年第7期 （总第431期）

导语：我们兴平地处八百里平川的关中平原，是全省唯一没有山的农业县，一直号称是陕西的“白菜心”，人们却饱受饥饿之苦，当时人们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全身浮肿的模样，深深印在我的心里。

文 / 王玉鼎

饥饿的农村生活

我叫王玉鼎，男，1954年9月生于陕西省兴平县西吴公社王家大队四小队，并在此长大。少年时期对我印象最深刻、最难忘的事情是1959年到1961年为期三年的饥荒，我当时还只是一个六七岁的孩子，父母虽百般呵护，仍要吃野菜、谷糠、菠菜掉下的黄叶，甚至还吃过榆树树皮。我们兴平地处八百里平川的关中平原，是全省唯一没有山的农业县，一直号称是陕西的“白菜心”，人们却饱受饥饿之苦，当时人们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全身浮肿的模样，深深印在我的心里。三年过后，人们的生活渐渐有所好转，但在春天青黄不接之际，粮食还是不够吃，好在春天野菜多，可以挖些野菜充饥，还可以摘些榆钱、洋槐花加面粉蒸麦饭吃；还有当时生产队为饲养牛马牲口而种的苜蓿，一些人就在夜晚偷偷撅些苜蓿菜搭配粮食来吃，才能勉强度日，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当时人们还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瓜菜代”。

1961年秋，我开始在本村小学读一年级，晚上大家都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做作业，为了看清楚就尽量靠近油灯，为此，一些女孩子的刘海都被烧着了，几乎所有做作业的孩子第二天鼻孔都是黑的。两年后我的家乡通了电，家里用上了电灯，电灯比以前的油灯要亮许多，也没有了烧头发和黑鼻孔的问题，孩子们高兴极了，逢人就夸自己家里的电灯非常明亮。

1966年秋，我们开始读五年级。不久，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人们高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旗，高喊“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口号，把一切正常的社会秩序全部砸烂，许多地方出现了工厂停工、学生停课等情况，个别地方甚至喊着“文攻武卫”口号进行武斗。我们兴平县的学校也停课了，中学生们到处去串联，我们小学生只好回家待着。这些做法严重破坏了社会的正常发展，导致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幸运的是全国的农业生产还保持稳定，农民还在种地，庄稼还在生长，生活还在继续。直到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后，中央一声令下“复课闹革命”，我们就直接到西吴中学读初中。

艰难的农民生活

1970年7月，学校说按照时间我们应该初中毕业了，于是我就返乡参加劳动，当时我还不到16周岁，还未成年，胆子小，瞌睡多。当年秋天的一天，生产队长派我和另一个同伴到比我们还高的玉米地浇水，同伴拿手电筒在地头改水，我拿手电筒在地尾看水是否浇到底，因为地畛子很长，水如果快浇到最后了，就大声告诉同伴把水改到下一行。结果到后半夜时，我瞌睡得实在不行了，也顾不得害怕，就倒到一座坟墓上睡着了。第二天我俩继续去浇地，这次轮我改水他看水。他刚走到地中间，扑通一声掉到了“塌墓坑”，当时我俩都被吓了一大跳。当地民俗，埋葬老人时，挖一个大坑，然后往一边挖一个洞穴以放置棺材，时间长了，墓穴被水浸泡塌下去了，我们叫作“塌墓坑”。我们浇地时，水面是平的，无法辨别就掉下去了。

那时候，我们劳动使用的都是传统的农具，完全用手工操作，通过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和“汗水掉地摔八瓣”的辛苦劳作，才能换来庄稼的丰收。比如夏天小麦收获过程的具体步骤：第一步在小麦成熟前，先要平整一大块场地碾平晾干，作为碾打小麦的场地；第二步小麦成熟时用镰刀收割，一镰刀一镰刀割下小麦，生手经常会把手割破，割到一捆时，用两把小麦作绳把它捆成一捆，再用架子车把成捆的小麦拉到场地；第三步到天气晴朗时，把小麦摊成一个圆圈叫摊场；再用牛拉碌碡碾压它叫碾场；然后把麦秸秆移开，用木锨扬起麦子，让风吹走麦糠叫扬场，之后才成为粮食的小麦。再比如秋天掰玉米棒子的劳动过程，双肩背一个竹子编的背笼，背笼比我们这些孩子的头还要高，两手配合从玉米秆上掰下棒子，从头上扔进背笼里，掰到快要背不动的时候，把它背到地头空地上，把棒子倒下堆成堆，最后再把这些玉米棒子用架子车拉回家；如果下雨天，道路泥泞拉不成架子车，就要用背笼把它背回家，常累得人腰酸背痛。到家后再去掉一部分玉米棒子外皮、用剩下的外皮把五六个玉米棒子绑成一抓一抓的，再把成抓的玉米垒成一个玉米塔，待到玉米干透后取下来再剥下玉米粒，扔掉玉米芯，才是成为粮食的玉米。

从20世纪50年代建立人民公社到80年代，我国农村实行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级管理，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即“三级管理，队为基础”。那时粮食是国家统管，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不能自由买卖。每年生产队打下的粮食首先要交纳公粮，也就是农业税，即每个生产队有多少亩地，应交纳多少税，按统购价格，折合多少斤粮食，夏天是小麦，秋天是玉米，交纳给国家。其次是购粮，就是每年国家规定每个生产队必须卖给国家多少斤粮食，统称“公购粮”。国家按照统购价格支付给生产队，每斤小麦是一角多点，玉米不到一角钱；国家加工成面粉后再按统销的价格供应给干部、职工和居民，每斤小麦面粉是一角六分钱，玉米面粉是一角三四分钱，这就是国家“统购统销”的粮食政策。生产队交纳完公购粮后，剩下的粮食就按人口和劳动力分配，一般是人口占70%，劳动力占30%，即“人七劳三”分配给大家，作为农民的口粮。

除粮食外，还有我们日常吃的蔬菜也是生产队种的，生产队一般都有一个菜园子，春天、夏天和秋天种些韭菜、茄子、豆角、南瓜、菠菜、辣椒和西红柿等，冬天种些白菜、大葱、红萝卜、白萝卜等，每天按照人口多少分给各家。还有吃的油来源于生产队种的棉花，棉花脱籽后卖给国家，棉花籽榨油分给大家吃，每人每年可以分到两斤左右的棉籽油。吃的肉是每年生产队养些猪，过春节前杀了分给大家，每人每年可以分到两斤左右的猪肉。所以当时小孩子特别盼望过年，就是因为过年期间可以吃到肉，平时是根本没有肉吃的。记得当时我的一位堂兄过春节结婚，家人还把分的肉卖了些作结婚费用。那时候城镇居民每人每月发几两肉票可以买肉吃，农村人是既无肉票，也买不起肉的。那时县肉食公司卖肉分等级，最高等级是肥肉，每斤七八角钱，还要有肉票。当时国家物资供应紧张，购买许多生活用品都要票证。如买布要布票，好在布票是国家发给所有人的，每年每人发一丈七尺布票，这可以说是国家唯一发给农村人的票证。但也有农村人偷偷把发的布票卖给别人，换钱补贴家用。买东西要票的还有：买油要油票，买酒要酒票，买糖要糖票，买香烟要烟票，买肥皂、洗衣粉也要票，另外买自行车、缝纫机这些大件更是要票等等。这些票国家是不发给农民的，你需要买什么东西就要托关系，找熟人朋友帮忙，俗称“走后门”。尤其是吃饭要粮票，城镇居民有粮食供应，自然就有粮票，农村人就非常为难了，假如你到县城去，饿了要吃一个馒头或一碗面条时，都是要粮票的，你没有就不能吃了。还有当时买鸡蛋也是要票的，许多农民家里养鸡有鸡蛋，但绝大多数农民是舍不得吃的，要拿去卖钱补贴家用，所以大家风趣地说“鸡沟子就是银行”，农村人只有在过生日时，才偶尔能吃一个鸡蛋。平民百姓过日子，每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的问题好解决，农民种庄稼有秸秆可以烧，如果秸秆不够烧，要买煤的话就要煤票，买米和油也要票；只有“盐酱醋茶”不要票，但要掏钱。人生在世，男婚女嫁、生老病死等都需要钱，而当时农民挣钱却实在太艰难了。

那时农民下地劳动是挣钱的唯一合法途径，而生产队的劳动日值却非常低，一个青壮年一天三晌劳动，我们关中农村的生活习惯是清早起来就下地干活，干到九点左右回家吃早饭；然后再出工，中午一点左右吃午饭；到下午二点左右再下地，到傍晚收工吃晚饭，这是一个劳动日。一个劳动日的价值各个生产队是不同的，极少搞得好的生产队可以达到一元钱，搞得一般的，如我们小队就是二、三角钱，甚至还有几分钱的。各个家庭情况不一样，有的家庭劳动力多，有的家庭劳动力少，每年年终结算，你家参加劳动总共值多少钱，分粮食多少钱，蔬菜、肉、油多少钱。结算有盈余的，叫长款户；结算亏欠的，叫短款户。一个劳动日一元钱的，长款户每年都可以分到一些现钱，日子自然就好过些。一个劳动日二三角钱的，长款户多少也能分到一点现钱。但还有一些生产队，从人民公社成立起到生产队解散包产到户，是从来没有给群众分过钱的。现在网络上有人惊讶于当时9分钱可以买到一盒“羊群牌”香烟，但如果你知道那时一个农村青壮年小伙，一天的劳动报酬就是这一两盒香烟的话，你可能就不再惊讶于物价的便宜，而是惊讶于劳动报酬的低廉和生活的艰辛。

1977年10月突然传来喜讯，国家废除推荐上大学的做法，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当时在兴平县革命委员会机关食堂做临时炊事员的我，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大喜过望，立即报名参加了12月的中专考试，此时我辍学已有七年半之久，因物理和化学成绩太差而落榜。落榜后我仔细分析了自己参加高考和中考的优劣利弊，感觉参加文科高考更能发挥我的优势，于是积极准备参加大学文科考试。1978年7月我参加了高考，当年报考人数极多，录取率很低，被媒体形容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然而我终于脱颖而出，荣幸地成为延安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大学生。

难忘的高校生活

经过四年的不懈拼搏，我最终以专业课平均超过九十分的良好成绩而毕业，学校领导决定让我留校任教。留校工作第一年是试用期，月工资是46元，第二年转正，每月56元。延安工资比关中少一点，因为延安是六类地区，关中是八类地区，依据是20世纪50年代的物价水平。我除养活自己的小家外，还要赡养在老家生活的老人，多亏那时物价低廉，比如当年在延安街头买一个烧饼和一碗碗饦，只要三角钱；蔬菜也便宜，土豆每斤四五分钱；水果贵一点，苹果每斤一角多钱。所以虽然工资不高，也能够生活下去。

记得我们读大学时，英语课本上有一篇课文印象深刻，课文说有一位美国最底层的黑人，早晨起床从冰箱里拿出面包和牛奶，吃完后开着自己的小汽车来到工厂，不去干活而要去参加罢工游行，原因就是物价涨了工资没涨。我们当时非常羡慕这位美国黑人，再想到我们是大学生，所谓的“天之骄子”，国家每月供应我们34斤粮食，其中40%是大米、小麦面等细粮，其余60%是小米、玉米面等粗粮。感到我们和人家美国人的生活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心里盼望什么时候我们也能过上这种生活就好了。

1985年，我被学校评为优秀教师，恰逢国家当年设立“教师节”，为了庆祝“教师节”的设立，延安市政府特意决定给优秀教师奖励自行车、缝纫机和电视机等紧俏商品票证，票证到学校后谁买什么通过抓阄决定，我抽到了一台日本三菱牌14吋彩色电视机票，价格相当于我近18个月的工资，当时我根本不具备买的经济能力，在同事朋友们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咬牙借钱掏了1082元买了这台电视机，在学校年轻老师中也算是较早的一位。1993年，国家住房制度改革，由分配住房改为购买住房，我购买了延安大学家属院六号住宅楼一层的一套60多平方米的房子，共花费了7000多元，虽不及现在一平方米的价格，但对于当时月工资只有一二百元的我们来说，仍如天文数字一般，很少有人能够拿出，大都是四处借贷、东拼西凑才得以购买。

1999年初，我调到渭南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工作，2000年我积多年心血撰写的学术专著《汉字文化学》由西安出版社出版，当年我也幸运地晋升为教授职称。这一年渭南师范专科学校与渭南教育学院合并升格为本科层次的渭南师范学院，2001年学院新领导班子任命我为教务处主持工作的副处长，次年升为处长，主管学院的招生、教学等教务工作；七年后干部轮岗改任党委宣传部部长，负责学校的宣传和统战工作。2003年渭南师范学院在新校区集资建造住宅楼首付交款，到2007年建成，我拥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151平方米的住房，这也是我一生购买的最大一笔不动产。到2014年我正式退休，又发挥余热，到民办高校继续从事教学管理工作，一直干到2019年，才彻底告别职场，安心养老，跟随儿子在西安生活。虽然这几年国家经济发展趋缓，但和少年时代吃不饱饭、青年时代吃不上肉相比，深感自己的晚年生活已是非常幸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