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玉琴 黄怡卓

民主党派作为政协协商民主的重要参与者，其参与的深度、广度与实效影响着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效能转化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整体进程。当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运用促使民意表达的数字化特征日益显现。基于此，本研究通过“主体特定化”与“场景数字化”，以期从参与方式、参与的现实梗阻及优化对策三个方面系统分析民主党派参与政协协商民主数字化实践。

首先，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出多种数字化参与方式成为民主党派履职的重要补充。其一，线上提案与云端协商是数字技术对协商民主履职流程的重构与优化。依托“数字政协”等数字化端口，广泛提供智能提案系统、线上提案平台以代替传统纸质提案的线下流转模式。其二，数字调研与民意收集是民主党派拓展履职范围、夯实民意基础的关键方式。通过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工具，能够跨层级、高效率、多维度拓宽民主党派民意信息收集的“广度”，并对数据进行梳理、研判，为议题设置、提案选题提供科学依据。其三，线上监督与成果反馈是民主党派强化民主监督职能、推动协商成果落地见效的重要方式。通过政协数字化履职平台，民主党派能对提案办理、政策落实、民生项目等情况，开展全流程、可视化、常态化的线上监督，并进行集中归集、批量跟踪及整体研判。其四，协同履职与联动议政是民主党派整合资源、凝聚合力的重要履职方式。数字化履职平台则打破层级、区域和界别之间的信息壁垒，形成“1＋1>2”的履职合力。

然而，数字化实践在拓展民主党派履职空间和参与方式的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现实梗阻，主要分为以下四个方面。从主体维度来看，民主党派界别代表性在数字协商中的弱化，包括数字化平台的通用性设计造成民主党派成员界别身份的隐匿、数字协商的开放性与信息的高速流动稀释民主党派成员话语权重和意见的代表性。从过程维度来看，数字化实践参与的形式化与表层化，包括民主党派成员信息获取数量和质量不占有显著优势、平台议题设置存在浅层问题，以及协商过程中的“程序空转”与“两张皮”现象。从能力维度来看，民主党派内部存在数字履职素养的结构性差异：一是主体数字思维薄弱与数字化履职理念滞后；二是年龄与知识结构差异产生一定数字技能的代际分化；三是资源配置的“马太效应”，不同党派、不同层级组织间的数字能力建设水平存在非均衡格局。从效能维度来看，数字协商议政成果的吸收与反馈相对不足：一方面，成果运用、反馈的数字化闭环尚未形成；另一方面，数字履职的激励与保障机制不健全。

针对以上问题，最根本的是要坚持问题导向，立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在优势并紧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要求。第一，设置专项渠道，发挥民主党派界别特色。依托民主党派特有政治资源和组织体系，拓宽数字化协商中的“知情明政”渠道，探索建立贯通中央、省、市、县的数据共享机制。第二，完善制度保障，健全数字协商长效机制。加强民主党派数字协商的顶层设计，明晰主体地位、权责边界、参与流程与保障措施。第三，平衡资源配置，建立公平包容参与格局。包括推动基础设施与信息资源的均衡覆盖，分层分类开展数字素养提升培训。第四，促进成果转化，加强协商成果追踪和反馈。采取“三单制”闭环管理，明确“交办单”、重视“反馈单”、完善“评价单”。

民主党派参与政协协商民主数字化实践，是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深度融合的重要体现。面向未来，应进一步推动民主党派数字履职从“过程参与”向“效能提升”转变，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注入新的民主活力。

［作者周玉琴系陕西省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长安大学）基地副主任、研究员，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黄怡卓系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