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2026年第7期 （总第431期）

文 / 刘宜庆

1927年10月21日12时，太阳照耀着波光粼粼的额济纳河。天有暖意，黄文弼心一横，既然不能骑骆驼渡河，只能摸索着过河了。黄文弼缓缓地走入河中，一步一步试探着前行。正是枯水期，到了河中央，河水深及臀部，而河底的淤泥，也不足以深陷两足。黄文弼渐渐地过了河中央，悬着的心安稳了。到了对岸，他和同伴连忙找枯枝点起火堆，烘烤还在滴水不止的裤子。

原来这些土墩是烽墩，黄文弼通过土墩的古瓦片，断定这是汉代的遮虏障。汉时出兵攻击匈奴，就是在这里出发。透过历史的云烟，黄文弼看到一幅幅历史场景，在不舍昼夜的额济纳河下游上映。

这条路从历史到现实，对于黄文弼来说，走得真是刻骨铭心。10月下旬的额济纳河，河水已经寒意逼人，他两次下水涉渡，寒气渗透骨髓。为了赶时间，仅烤干了裤子，鞋子没有烘烤，“上坡复赤足履戈壁10里，痛如刀割，步步维艰，然为踏查古迹计，忍痛前行，卒达圆满结果”。

黄文弼本来是北京大学的学者，为何告别象牙塔，自讨苦吃，来到荒野大漠考察？

“一者为监督外人，一者为考察科学”

1928年5月8日，黄文弼接过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委任，作为北京大学国学门的特派员，加入西北科学考察团，负责考古工作。西北科学考察团是瑞典人组织的大规模探险队，拟对大西北古物、地质、气象等进行综合性的科学考察。这天，黄文弼开始写考察日记，他在日记中一针见血地说：“故余等职务，一者为监督外人，一者为考察科学。”由此可以看出他肩负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黄文弼抱着探求学术的目的参加考察团，他并不希冀靠着好运气获得稀世珍宝，也不希望以惊险的行动博得赞誉。由于他具有坚实的国学基础和渊博的目录学知识，他精挑细选，打包6箱史书，随身携带，这样他就有足够的资料，将实地探访与文献记录结合起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黄文弼带着沿途的风物、古迹，如同一幅长卷，徐徐打开。

西北科学考察团先抵达包头，在百灵庙访古、考察地质。黄文弼随团前进的阶段，没有太多的机会做大量独立的考察活动，但仍有一系列重要发现；在老弄苏木发现了《王傅德风堂碑记》；在黑柳图汉兵营遗址发现大量铁器、骨器、陶器；在乌托海发现大量的旧石器。考察团抵达额济纳河，黄文弼踏察黑水城，在古址中发现藏文文书；踏察居延海，在西海发现海绵等古生物化石；测绘汉代遮虏障，在天仓古堡中发现汉简。

黑水城的空洞，一曲苍凉的悲歌

1927年9月26日，凌晨1点钟，万物还在沉睡之中，黄文弼就已经起来了，他准备行李，3时出发，今天他踏上了寻访黑水城的旅途。

黑水城，又称黑城，蒙古语称为哈拉浩特，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额济纳河流域，是西夏王朝黑水镇燕军司的驻地，属于“居延遗址”的一部分。其遗址是丝绸之路上现存最完整的城址之一。

黑水城似乎独立于时间之外，沉睡于沙漠之中。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沉睡了536年的黑水城才醒来，被入侵的俄国探险家粗鲁地撩开神秘的面纱。科兹洛夫等人多次闯进黑水城，大肆盗掘，大量珍贵文物流落海外。黑水城出土的文物，擦去五百多年时间的尘沙，宛如耀眼的珍珠，震惊世界！被称为“二十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黑水城闻名世界。

黄文弼到了黑水城，考察城西南角的破庙。“庙顶圆形如蒙古包，坐西向东。门如中国庙式，旁有二柱，内凹入成门楼。四围皆有窗牖，内半圆形。下有砖砌之座，内四围均莲花式，计六层，上有葡萄式缀花建筑，雕刻形式不类中国，或自西方传来。”黄文弼在庙中休息了半个小时，开始考察黑水城城墙：

西城北脚附近又有一土墙，一破庙，内陈泥佛供器，中间悉有洞，皆为俄人所挖，以盗取古物也。

“在东城东北约1里有塔一，中穿一穴，亦为外人所挖。”这佛塔的地宫里，肯定出土了很多古物，黄文弼盯着空荡荡的洞穴想。

黄文弼在空荡荡的古城考察，一阵风吹来，黄沙满天，似乎有一曲悲歌，带着历史的苍凉，在空城响起。他四周考察完毕，即自北墙小门入，在西北城隅看到一塔，塔身保存完整，但塔上下均有洞，为外人挖破盗取经卷处。塔身上下两洞，宛如空洞的眼睛，又像受伤永不愈合的伤口。古城随处可见外国探险家在此发掘的痕迹，不知多少古物流散。

在古城考察时，黄文弼搜集文物。“于隆起处拾有古钱及碎铜片诸物，然皆以唐、宋钱为多。所散布之碎瓷片亦以宋、元瓷为多。可见此城建筑必在明以前也。”

9月28日，西北科学考察团离开了黑水城。西夏王朝早已灰飞烟灭，但其创建的古城、建造的佛塔，顽强地扎根戈壁、荒漠之中，为干旱之地积蓄绵延不绝的文脉。黄文弼回头望了望高耸的佛塔，然后，向着额济纳河方向前行。

当天晚上，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河东河西岸的逊都勒（蒙古语，沙丘）安营扎寨，此地成为考察团的大本营。

黄文弼在黑水城中采集了文书残片数百件，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踏察居延海，发现古化石

1927年10月7日，上午9时40分自东都沟儿出发，沿河北行。“所经皆红柽胡桐，道路为之隐蔽，颇难寻觅，驼过柽林，剌剌有声，衣服箱笼遍落枯枝，行25里至草滩驻次，已下午1时矣。此地距海20余里，可以遥望。”

黄文弼又一次踏上考察的征途，这一次，他要用脚步丈量居延遗址，试图揭开沿途的秘密——历代文献中记录的居延城和居延海。

居延遗址（Juyan Site），史称遮虏障，是汉代张掖郡居延、肩水两都尉所辖边塞烽燧遗址，该遗址所在地古代泛称“居延”（汉以前称“弱水流沙”）。

居延闪耀着大汉荣耀，这片水草丰美、牛马衔尾的沙漠明珠，是兵家必争之地，金戈铁马之声，被河流、草原铭记。

西汉初年，居延处于匈奴的统治之下。大汉军队出击，开始了经略西北的历程。

公元前121年，河西之战，霍去病与公孙敖出北地二千余里，过居延，斩首虏三万余级，收复河西走廊。汉武帝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迁入关东贫民72万余人屯垦戍边，彻底占据了河西走廊。

公元前102年，汉武帝为防范匈奴，派强弩都尉路博德筑遮虏障于居延城，南接河西长城，北连今蒙古国境内的外长城，沿着黑河和额济纳河修筑了大量的塞墙、城、障、烽台、坞壁、房舍，构建了西北地区强大防御屏障。

居延遗址自东北斜向西南，全长约280千米，目前尚存的各类遗址二百多处，殄北侯官、甲渠侯官、卅井侯官、广地侯官、橐他侯官、肩水侯官等依稀可见当年的城墙轮廓。

置身历史、地理和人文的三维空间，黄文弼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此一带略有沙碛，不大。沙窝之东即海。海呈青色，形如半月，即《禹贡》所谓流沙也。”

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河畔停留多日，这条从南方一路流淌而来的河流，黄文弼在日记中写得很清楚，就是古代的弱水。在不同的地段、不同的历史时期，这条河流的名字有很多。

公元737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诗人王维被任命为河西节度使判官，出塞慰劳军队，在行程途中挥毫写下了《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诗中的“居延”即为居延海。公元737年，大唐诗人王维目遇的这一次长河落日，在中国古诗词的天空永不落幕，名扬千古。“长河落日”只是几瞬间，却成为居延海的一个永恒的文化符号。

黄文弼在居延海考察十几天，现实中已经看不到王维诗中大漠孤烟的景象。10月19日，黄文弼经过一天的考察后，“至木林河套驻次”。黄文弼看了看周边环境，这一带树木繁茂，生长着胡杨、酸枣树。酸枣树上结了不少酸枣，团员们采集了一些，作为水果。“果实形如枣而小，色黄红，上有粉刺，味酸甘。”因树木繁茂，吸引了雀鸟筑巢。“由该地往南，鹊鸟亦渐多，早晚大乌鹊喧声震耳，亦近日所仅见也。”

黄文弼在考察西海时，至一沙梁，看到水层石极多，引起他的注意，他仔细勘探，于是在石灰岩中发现动物化石，他下令采集工人采集化石。黄文弼采集到海绵化石，还有一化石上带有蛤壳。黄文弼端详采集到的海绵化石，“此类化石在古动物学上属太古期，据此，此地为海自太古已然矣”。居延海在太古期真的是海，海洋的蓝色印记留下来，海绵化石几亿年，从地质上看地球生命演化史，是跌宕起伏、气势磅礴的生命交响曲，而人类留存的历史遗迹，和这些海绵化石相比，多么短暂啊。

发掘居延烽燧，国人首次发现汉简

1927年10月21日，黄文弼打算渡河踏察狼心山附近的烽燧，因河水湍急，两峰骆驼相继陷入河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失足骆驼救出来，渡河计划只好作罢。这天中午，气温回升，黄文弼冒险跋涉渡河，到达对岸后，探测土墩，确定为汉代烽燧，即史书中记载的遮虏障。

10月23日，夕阳亲吻地平线之时，黄文弼抵达河西大湾城北一里左右的河边宿营。10月24日，黄文弼和庄永成步行进入大湾城，黄在日记中记为“大外城”。西北科学考察团挖掘工庄永成在北墩下拾了很多瓦片，黄文弼一一检视，“有压纹者，类汉代物”。根据现场勘查，黄文弼看到古墩墩基仍存，后又在其上，以土坯砌筑。他推断这是汉代的烽燧古墩，明代戍守边疆，又沿着汉故路线，重新修建。

10月24日下午，黄文弼骑骆驼南行近10公里，在额济纳河西岸T179号汉代城鄣遗址内，有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无意中唤醒沉睡了两千年的汉代木简。“余入堡内拾汉瓦片数块，复在西北隅高坡上以手刨之，见一木简，上有汉文字迹，惜近漫灭，以笔画形式度之，其为汉晋木简无疑。若是，则此一带为汉晋旧障，无可疑着。”隔着近百年的时光，看到黄文弼俯首挖掘的照片，带有泥土的手，触到汉简时，感受到他激动的心跳。他高举着这枚汉简，在温暖的阳光下，仰头辨认模糊的字迹，他贴身珍藏着这枚汉简，似乎感受到大汉烽烟在身上飘过。

第二天，黄文弼和庄永成，满怀着期待，来到T179号汉代城鄣遗址发掘。他们一连工作了5个小时。“上为浮沙土，尺余抵红泥冲击层地面，下为黑土，木简即出其中。”“计所得残木简三根，一为庄掘出，上有阿本二字，余模糊；馀二皆为余掘出。”他在考察日记中写道：“此地如细掘，必可多得木简，决不止此也。详考字迹，与斯坦因等在玉门旧障所掘得者，疑皆汉晋故物。”

在给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的信中，黄文弼分享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发现，喜悦激动之情，在信笺上漫延：“弼大喜过望，中国人之考古者，采集木简，当以弼为首次矣，而发现地点，又适当古之遮虏障，从此历史上多添一段公案，而与玉门塞比美矣，幸何如之。”

遗憾的是，黄文弼并没有在此地“细掘”，而是按计划转入新疆地区考古。虽然他后来在新疆地区的考古成就斐然，但与这批木简就这样擦肩而过，实在令人唏嘘。沿额济纳河的考察收获也是丰富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文弼在居延古堡发现了汉简，这次所得虽仅数枚，但提供了重要线索，奏响了居延汉简出土的序曲。

黄文弼把“多得木简”的机会，留给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另一名考古学家——瑞典人弗克·贝格曼。两年半以后，即1930年4月，贝格曼和采集员靳士贵在此一带继续发掘，出土了汉简12474枚，其他汉代文物1311件，还出土西夏文印刷文书和印有西夏文的丝绸残片。

自从黄文弼在额济纳河下游考察汉代烽燧，一代代的考古人，沿着他的足迹进行考古发掘。吹去历史的风沙，汉代遮虏障越来越清晰。

10月29日，黄文弼一直工作到下午4点半，和同伴失散。“前队行已远，仍往前追赶，昏黑不见大道，迷路两次直至夜12时方到，是日住查树湾。”

11月3日，夜晚降临额济纳河，黄文弼赶回逊都勒大本营。接下来几天，团员们整理采集、发掘的古物，仔细分类、装箱。黄文弼一连多日奔波劳累，再加上受到湿气的侵染，身体不舒服，仍然坚持做古物整理工作。

在内蒙古的考察，黄文弼收获良多，“余等除百灵庙及此地所考察不计外”，他发现遗址21个，获古物15000余件。那些散落在河滩、草原的新旧石器，那些发掘出来的铜器、文书和汉简，都带着中华文明的光芒，聚在了一起。11月5日夜晚，团员们点燃了篝火，跃动的火焰撕开夜幕，冲破营地上空的黑暗，听着树枝发出爆裂之声，黄文弼看着外国团员载歌载舞，快乐随着篝火的光与暖在营地四周漫延，觉得颇有情味，想到即将告别内蒙古，他陷入了沉思。

从历史深处而来的丝绸之路在西北延展，在内蒙古考察时，黄文弼随全团集体行动，但他走进新疆大地，相对独立工作，那些沉睡的古物古城和文化遗址，等待他的脚步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