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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青椒”时代

2026-09-04 12:03:32 来源:《各界》杂志—各界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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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2026年第7期 (总第431期)


文 / 李祝喜


导语:蓦然回首,我大学教龄已满36年,作别三尺讲台也有3年。那初为人师的往事,如今年逾花甲的我,回忆起来依然感慨良多。这段经历,不仅是我职业生涯的开端,亦留下许多值得回味的记忆。


留校始末

1987年7月13日,难忘的一天,心里的石头要落地了。这天公布分配方案,全班40名同学,早早都来到了教室。“剪不断,理还乱”,同学们都盼望着这一天,又有各自的心思。考研成功的憧憬未来,谈恋爱的希望两个人能分到同一个单位,大多数同学则期待能去条件好的市县工作。

早上8点许,时任中文系副书记的宋学成老师,将毕业分配计划整齐地抄写在教室的黑板上。我们坐在下边忐忑不安,宋老师在黑板上每写出一个单位,各人的大脑就高速运转,马上判断它是否与自己有关。西安当年没有名额,这就意味着老家,我肯定是回不去了。当天上午系里领导就找我谈话,初步决定把我留在系里搞教学。我马上骑自行车到延安市邮电局,给家里发了平生第一封电报,内容只有两个字——“留校”。当时电报收费贵,和家人联系主要靠信件,有特别重要的事情才发电报。

对于留校,我内心颇为欣喜,可以在母校跟着敬佩的老师做学问,环境也要比分配到陕北各县当中学老师优越得多。也多少有点遗憾,未能回到老家户县附近工作,不方便照顾年逾花甲的父母。也意味着我与未婚妻董妙丽,婚后注定要两地分居。个中滋味,正如郑芝霞同学在我毕业纪念册上的留言:“从此,那跑了调儿的歌,更是一往情深地绕着山头,悠悠扬扬地飘向故乡!”

当时大学风气正,毕业分配公开、公平、公正,诚如木心《从前慢》感言——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我大学4年没有当过班干部,也未给系里和学校领导送过一分钱的礼,甚至未给他们敬过一根烟。我留校的前提是西安没有名额,可能平时系里老师以及领导对我印象不错,加之当年考研成绩较高——研究生考试3门专业课平均85分。恰巧系里1986年刚留校教唐宋文学的一位青年教师,又因特殊情况很快调离,这一系列因素影响,最终促使我留在古代文学教研室,师从系主任陈民旭教授讲授唐宋文学。恰如史铁生曾在《务虚笔记》里感慨,人一生表面上看会有好多选择,可是你若回过头瞻前思后,就会明白“其实只有一条命中注定的路”。

“存在就是被感知”,我知道自己留校的时间,定格在1987年7月13日上午8点。但后来我才得知,系里实际上早在半年前,就初步决定让我留校。一周前的7月6日,在系里为我们班举办的毕业欢送会上,陈民旭老师给我的毕业纪念册上留言:“天生我材必有用!录李白诗赠李祝喜同学。”后来我给陈老师当助教,慢慢和他熟悉起来,有次斗胆同他开玩笑说:陈老师,原来“天生我材必有用”,是为您所用啊?陈老师笑吟吟地说:可不能这样说,你是为系里和学校所用。

1990年春在延安大学做学术报告(图片由作者提供)


此心安处是吾乡

“上辈子杀了猪,今辈子来教书”,20世纪80年代,教师收入偏低,社会地位也不高,大家都不愿当老师。教师工作辛苦,连节假日也要备课,导致年轻人谈恋爱,大都不愿找老师。我相继3年填报的高考志愿的确有点杂,举凡中文、历史、播音、法律、财经、地质、商贸等专业均有涉及,但唯独空缺师范类。

自从小学三年级我的一篇作文,被语文老师赵高社作为范文,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后,我就有了一个作家梦。上大学前,我一心想当作家,对当老师相当排斥。当时作家如明星一般备受追捧。卢新华因《伤痕》“一夜成名”,叶文福在诗歌节上被狂热的诗歌爱好者抬起来抛向空中,路遥因《人生》《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热播,收到过2000多封听众来信。上大学时我们班里的曹伟,在甘肃省文联主办的文学期刊《飞天》上发表了短诗《回忆》,一时在整个中文系都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当时社会上许多男女青年的征婚广告,不管是从事何种职业,最后大都会煞有介事地写上一句——本人爱好文学。

由小学到中学,我始终以为,中文系是培养作家的摇篮。1983年8月下旬,当我收到延安大学中文系录取通知书时挺兴奋的,感觉自己距离当作家似乎只有一步之遥。因为早在几年前我就知道,因写出社会反响强烈的《人生》而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并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著名作家路遥,就是从这里毕业的。说实在的,我当初高考志愿之所以选择填报延大中文系,就是冲着它培养了路遥这样的大作家。

可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我的作家梦很快就遭受当头一棒。那是入学第二周一个秋雨绵绵的下午,系里为我们班举办新生入学教育,邀请时任副校长的宋靖宗教授介绍学校和中文系概况。“我们延安大学中文系,主要是为陕北的延安、榆林这两个地区培养教师”,当宋老师一字一顿地说时,我整个大脑一片空白,情绪瞬间低落到了零点,宋老师讲的其他内容再也没有听进去一个字。上了中文系,而成不了作家,毕业后要当老师,对此,我不敢再想下去。

那一刻脑海里也曾经闪现过退学的念头,但一想到自己1980年高考落榜后又艰难地复读3年,现在好不容易才跳出“农”门,就告诫自己“别冲动”。我自问,你退学了,怎么给父母交代?你敢保证明年就能一定考上大学?再说其他大学的中文系难道就培养作家?如此一番思考,退学这个念头,很快就打消了。别无选择,我必须面对毕业当老师这一现实,可我身心错位,依然顽强地做着作家梦。缘此我课外大量阅读中外名著,应该是心性使然。我偏爱抒情性作品,如现代作家中萧红的《呼兰河传》、冰心的《繁星》《春水》、沈从文的《边城》、孙犁的《荷花淀》、茹志鹃的《百合花》,以及域外作家川端康成、泰戈尔、雪莱等作家的作品。

上大学期间,我尝试写过三五篇诗歌和散文,曾悄悄向《延安文学》《延河》《辽宁青年》,以及《西安晚报》副刊投过稿,皆是苦等数月无果,当时懵懂拘谨,从未想过拜访编辑老师,寻求指导和帮助。另一方面,我强烈感觉到古今中外的著名作家,都不同程度是天才。骆宾王7岁吟出名诗《咏鹅》,曹雪芹40岁就写出“百科全书”式的《红楼梦》,曹禺23岁创作出巅峰之作《雷雨》。缘此我严重怀疑自己资质平庸,认为大概天生就不是那块料,故而连系里的学生文学社团“布谷诗社”,也一直未敢申请加入。至今只记得,大二时我的一首讽刺小品《张三的鼻子》刊发在我们班办的板报上,用的笔名“辛而默”,源于我当时特别喜欢并订阅的漫画报刊《讽刺与幽默》。

饶有趣味的是,被誉为“老镢头诗人”的曹谷溪,有次给我们中文系师生做文学讲座,当谈及路遥为什么文学成就比他大时,他说关键是路遥上了延大中文系!这当然带有玩笑成分,但也不能完全否认有这方面的因素。当作家与是否上大学与读中文专业,不能一概而论,因人而异。仅就陕西文坛的“三驾马车”而言,路遥与贾平凹都上过大学,而陈忠实则没上过一天大学,但他们三位同为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

毋庸讳言,我大三时报考研究生,也是想只要考上了,就不用去当老师。但随着留校的尘埃落定,当作家的顽固思想堡垒开始坍塌了。特别是我们的老师实力雄厚,不乏名校的高材生,出身北平师范大学的高振中先生能背几千首古典诗文,来自西北大学的宋靖宗先生的《红楼梦》导读课好评如潮,而1958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志愿报名来延大的包永新先生是省内外文艺理论名家等。我能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只有倍感荣幸的份儿!“此心安处是吾乡”,我告诫自己先努力做一名合格的老师吧,坚决不能误人子弟。

少年心事当拿云

我真正接纳自己当老师,并在教学上能逐步立起来,是缘于系里诸多老师无私的鼓励和帮助。系主任陈民旭老师提灯引路,不仅给我开了详细的阅读书目,还语重心长地用齐白石的名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鞭策我;教研室主任高飞卫老师指导我修改教案,给我赠专业书,并准备带我写研究白居易诗歌女性形象的论文;班主任胡俊生老师鼓励我,说我有爱心,勤学好问,记忆力好,说话幽默,非常适合当一名老师。校党委书记申沛昌老师和教务处领导刘建德老师,有次阴差阳错听了我的课,下课后说我讲得不错,让系上好好培养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7年春夏之际,我们班在延川县中学实习,对我后来安心当老师,起了不小的作用。延川中学代语文的董国军老师,看我在教材上写得密密麻麻,夸奖我备课扎实认真。给我们实习带队的武兴元老师,听我讲林觉民的《与妻书》,称赞我讲课感情很投入。学生嗷嗷待哺的眼神,使我感受到当老师的神圣,至此对教师职业不再排斥。我的实习成绩是优秀,系里最终决定我留校,应该与之也有一定关系。

1987年5月在延川中学实习,前排左一为作者(图片由作者提供)

初为人师,也遭遇过身份的尴尬,可谓学生里的老师,老师里的学生。有时学生在身后叫一声李老师,我依然大步流星向前走,一刹那并未意识到这是在叫我。给比我晚一两年进校的学弟学妹监考,我尽管胸前戴着监考工牌,但很难认可自己这一身份。最尴尬的是,有次感冒了去校医院,给我诊断的李世莲大夫用怀疑的目光看我,一再问我,你是中文系老师吗?我猜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李大夫看我填写病历的钢笔字写得歪歪扭扭,而单位一栏我又填写的是中文系,她大概很难相信一个中文系老师,钢笔字怎么会写得这么差!当时没有电脑,写一手好字非常重要,中文系的老师尤其如此。如教我们古代汉语的王玉鼎老师,他不仅课讲得超级精彩,深受历届同学喜爱,课堂板书也特别洒脱飘逸,我们班好几位同学都私下模仿他优美的书法。

那时备课经常至深夜,有次竟然到了凌晨快一点才入睡,一觉醒来已经是七点五十,匆忙穿好衣服,来不及洗脸刷牙,就赶紧拿着教案穿着拖鞋一路小跑,终于赶在8点上课前站到教室门口。初登讲台缺乏经验,特别是肚里没装多少干货,讲课不自信,极易紧张卡壳。此刻就特别敬佩教我们语言学概论的陈文俊老师,他讲课几乎从来不看教案,对内容烂熟于心,引经据典信手拈来,能完美地做到心到、口到、手到。我暗下决心见贤思齐,并注意发挥自己年轻、有激情的优势。如赏析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会以胡应麟评其“孤篇盖全唐”、闻一多盛赞它“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李泽厚谓之“尽管悲伤,仍然轻快,虽然叹息,总是轻盈”等名家名评点拨,课堂感染力强,同学们听得很入迷。当时对学生开诚布公,有次给辩论“汪国真现象”的正方与反方同时指导,同学们开玩笑说,李老师真是既卖矛又卖盾。

起初几年,各种场合,喜欢创设别开生面的仪式感。自我介绍,通常会说同学们好,我叫李祝喜,衷心祝福大家一生喜事多多。结束时我会特意朗诵徐志摩《再别康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话音未落,我向同学们挥挥手,然后就“仰天大笑出门去”。同学们一时还没缓过神,等明白过来后,才开始不约而同鼓起掌来,而此刻我早已走到教室门外。

初为人师,有欢笑,也有烦恼,但年轻是人生最大的资本,因为跌倒了可以重头再来,可以“笑,就灿烂地笑;哭,就晶莹地哭”。正如有位同事初恋失败后曾感慨,我不伤心被她拒绝,痛苦的是从此,再也找不到第一次受挫的感觉。青春无悔,往事并不如烟,正可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责任编辑:刘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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