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2026年第8期 （总第432期）

导语：洋县地处秦岭南麓、汉水上游，古称洋州，自古便是陕南粮仓之一，却也因秦岭阻隔，降水不均，饱受旱灾侵扰。打开康熙《洋县志》、光绪《洋县志》，再翻阅民国二十四年（1935）9月16日至17日上海《申报》“自由谈”专栏连载的《入陕见闻录》关于洋县祈雨的相关报道，一篇篇关于大旱之年洋县官员百姓祈雨救灾的如实记载令人触目惊心。

文 / 陈文俊

毛际可涌泉寺祈雨，诗文记录救灾实况

康熙十年（1671）秋，城固、洋县遭遇特大秋旱。城固知县毛际可，因在本县九真洞祈雨不灵，闻听洋县涌泉寺灵验，便亲赴涌泉寺祈雨，并作《涌泉寺并序》及五言古诗，记录此次抗旱祈雨全过程，成为清初洋县祈雨救灾的珍贵文字实录。

当时旱情极为惨烈，毛际可以质朴诗文直击灾情：“田家望西成，秋阳转酷热。兼旬阙甘霖，旱魃恣为孽。”秋日本该凉爽，却烈日炎炎，旱魔肆虐，彻底击碎了百姓的丰收期望。“洒泪枯苗根，斑斑皆成血”，望着枯萎的禾苗，泪水滴落在枯苗根部，痕迹如血，触目惊心。泣血的字句，尽显毛际可对百姓苦难的深切悲悯。

涌泉寺，位于今洋县谢村镇下溢水村，因寺中有一汪清泉得名，相传此泉与龙神相通，祈雨多有灵验。毛际可遵循当地习俗，以锡瓶投入泉中验兆，起初锡瓶漂浮不沉，被父老视为祈雨难成的凶兆。即便希望渺茫，他仍初心不改，从清晨至傍晚终日跪拜祈祷，倾诉百姓疾苦，未曾有丝毫懈怠。

日暮时分，天际忽起雷声，原本漂浮的锡瓶骤然沉入水底又自行浮出水面，正是当地传言的龙神显灵之兆。毛际可连忙捧起锡瓶，带领随行百姓下山。“还没走到半里路，突然下起倾盆大雨，衣服袖子没有一寸是干的。”突如其来的甘霖，让毛际可与百姓欣喜若狂。为践行祈雨时的诺言，毛际可提笔作诗，记录此次灵验盛况。这篇诗文不仅是一场祈雨活动的纪实，更彰显了古代官员跨域救灾、心系万民的胸襟，同时为研究陕南清代早期龙神崇拜、民间祭祀习俗留存了珍贵史料。

常名扬五云宫祷雨，高官躬身为民纾难

康熙三十年（1691），汉中、洋县再遇旷世大旱，叠加蝗灾肆虐，民生濒临崩溃。管辖汉中、兴安（今安康市）两府的汉兴道道台常名扬，目睹辖区惨状，忧心忡忡，亲赴洋县五云宫斋戒祈雨，并撰《五云宫祷雨灵验记》，详述灾情与祈雨始末。

记文说，此次旱情破坏力空前，七月起全境三十日无雨，山川泉源枯竭、庄稼尽数枯死，蝗灾接踵而至，蚕食剩余作物。田野间农夫哀叹、集市上商贾唏嘘，百姓奔走呼号、求助无门，州县灾情文书堆积尺高，万民陷入“命如倒悬”的绝境。

面对人力难以挽救的天灾，常名扬与汉中知府滕天绶商议，以祭祀祷雨安抚民心、挽救苍生。作为地方高官，他深知自己肩负着“为民请命”的责任，于是决定“选择七月二十五日，带领同城文武官员，在洋县五云宫斋戒住宿，撰写青词（道教用于向上天祈祷的文书），向上天传达百姓的苦难与祈求”。

五云宫，指当时洋县城东南的通慧王祠，宫有五云楼，因楼而名，为洋县旧时知名祈祷场所。常名扬带领一众地方文武官员，齐聚宫内斋戒沐浴，“跪着焚烧祷文，烧完一道再烧一道，长时间跪着不肯起身，仿佛看到天神呼吸间如风起云涌、挥动斧头般驱使雷电的样子，没过多久就下起了雨。第二天下了大雨。第三天，大雨如注，雨水充足地浸润田地，漫过脚面，而蝗虫大半被雨水驱赶到坑洼中，剩下的又有成群的乌鸦飞来聚集，几乎把它们啄食干净。放眼望去，田野里重新变得郁郁葱葱，百姓们终于实现了期盼已久的愿望，道路上满是欢呼的人群，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文中还提到，汉中知府滕天绶也曾肯定地说：“不仅是这次，己巳年夏天，曾为久雨地涝而祈晴，那次就应验了；庚午年冬天，又为久旱无雪而祈雪，再次应验了。如今立刻降下大雨，消灭了这些蝗虫，可见上天仁爱我们的百姓，真是恩德不断加深、没有穷尽啊。”

滕天绶的话，既赞美了常名扬的虔诚与担当，也强化了“至诚感天”的信念。常名扬因此撰写《五云宫祷雨灵验记》，并非炫耀功绩，而是为了“把这件事真实地记录下来，使它流传于后世永不磨灭”。

知县邹溶的四篇祈雨祷文

康熙三十年（1691），江苏吴县人邹溶任职洋县知县，正逢洋县遭遇连续三年特大旱灾。邹溶目睹民生凋敝、百姓流离惨状，昼夜忧思，先后撰写四篇祷雨奇文（载康熙《洋县志》），以赤诚泣血的文字，记录抗旱全过程，尽显基层有德官员愿以身殉职的赤诚担当。

邹溶上任之初，洋县已连年歉收，百姓早已耗尽存粮，只靠挖蕨根、食树皮度日。全县土地赤红，草木枯焦，绝收已成定局，百姓生活陷入绝境。

为求降雨，邹溶带领官民辗转本县城隍庙、真武宫、东岳庙等多处神灵祭祀场所，日夜跪拜祈祷四十余日，却始终无果。后听闻汉水南岸祈子山极为灵验，邹溶即刻斋戒沐浴。

次日率众登山祈雨，千余百姓自发追随。祈雨过程虔诚庄重：“先在山腰敲击铜锣和战鼓，洒酒祭奠、宣读祷文，禳除旱魃、驱赶它离开。之后邹溶提起衣襟、穿上草鞋，屏住呼吸登上山顶来到庙前，长跪磕头，九次叩首，哀切地陈述祈祷。跟随的士绅百姓，跪拜磕头像山崩一样，呼号哭喊的声音，几乎要震动了天庭。”此番极致虔诚终获应验，不久即云雾四合，甘霖普降，连下两日两夜。枯苗复苏，土地润泽，全城百姓奔走欢庆，重获生机。

如果说祈子山祷文是谦卑祈求，《禳旱魃文》则是邹溶为民亮剑的铮铮宣言。文中直言旱魃假借火德之威，肆虐一方，封泉断水，焦禾枯土，断绝万民生计，是残害生灵的灾邪之物。

邹溶直言，当今朝政清明，天下安定，妖孽不该肆意作乱。即便旱灾有人事过失因素，但罪责亦该由为官者承担，不该累及无辜百姓。他设坛祭祀，先行礼劝，勒令旱魃即刻退离洋县，归居燥土。若冥顽不灵，滞留作祟，便将率众执器，借雷霆之力，倾力诛灭。此文虽含迷信色彩，却尽显有为官员挺身而出、护佑百姓的无畏担当。

城隍是传说中守护城池的神灵，掌管城市安宁与百姓祸福，也是祈雨的重要祭祀对象。面对旱情长久蔓延，邹溶两度撰文牒告城隍，情感层层递进，赤诚动人心魄。首篇牒文中，他躬身自省，坦言旱灾连年，根源在于自身德行浅薄，履职无功，与百姓无关。细数百姓采石粉、食草根、卖儿女求生的惨状，痛陈自身赈济无力、救民无方的愧疚，恳请城隍转奏天庭，普降甘霖，拯救万民，并立誓灾后修明政事，兴修水利，减负恤民。

牒文发出五日无果，旱情愈发惨烈，草根石粉殆尽，百姓饿死逃亡，昼夜哭号。邹溶五日内衣不解带，不沾荤腥，昼夜跪拜，额头磕破，声嘶力竭，却依旧无力回天。极致绝望之下，他复发牒文，立下焚身重誓：“如果上天一定要降下惩罚，请全部降在邹溶一个人身上，不要牵连万民。邹溶愿意解下官印，辞去官职，甘愿接受上天的惩罚，无论是杖责、流放还是诛杀，都决不逃避推辞；我愿意焚身祭祀，来向上天谢罪，来安慰百姓。只愿尊神您怜悯这些无助的百姓，赶快降下甘霖，使禾苗重新返青，使百姓得以活命，邹溶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了。”

两篇牒文褪去官样文辞，满是真情血泪，将古代基层有德官员“苟利万民、不惜其身”的责任担当，展现得淋漓尽致。

岳震川：跳出迷信，倡行“天道在人”

嘉庆十五年（1810），洋县又遭遇特大夏旱，四月至七月无雨，田地龟裂，河泉断流。百姓掘深井饮浊水，剥树皮，食泥土，饿殍遍野，人口锐减，十之三四离世，十之二三逃亡，残存者饥寒交迫，朝不保夕。辞官归乡侍奉双亲的洋县籍进士、内阁侍读中书岳震川目睹故土惨状，痛心疾首，以文字如实记录这场人间浩劫，留下了珍贵的灾情史料。

同时，他在记述汉中知府严乐园赴洋县涌泉寺祈雨的《严乐园郡侯五十寿序》（载光绪《洋县志》卷六）一文中，重点凸显官员德行的核心作用。说在嘉庆十三年（1808）旱情中，严知府心系百姓，寝食难安，舍弃车马，坚持徒步赴涌泉寺祈雨，虔诚跪拜，返程后即刻天降甘霖、旱情尽解。岳震川认为，祈雨灵验的核心并非神灵，而是官员体恤苍生的仁心、至诚无伪的德行。他直言，世人多将旱灾归为天罚，一味祈神，却不知天道无私，灾异皆由人事而起。商汤王桑林祷雨，核心是六事自责，修德勤政。若官员无德，政事不修，民生不顾，纵然终日焚香祈神，终究无济于事。

他主张，防灾救灾的根本不在于迷信祷祝，而在于修明政事、体恤百姓、兴修水利、完善防备。这一卓见，跳出了时代局限，为近代防灾减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

民国时期《申报》关于洋县旱灾的记录

民国二十四年（1935），洋县又遭遇特大旱灾。上海《申报》“自由谈”专栏连载记者倚萍的《入陕见闻录》，以近代媒体视角记录了此次祈雨全过程。

文章报道：“正在种稻禾时候，二月余未下雨，土地晒得很干燥，什么东西也不能下种。已种下的稻禾棉花，都半枯焦了。”陕南“四五年来，经过匪乱兵灾之后，拉夫派饷，已使他们上天无路。若是今年再来一次旱灾，老百姓非得饿死不可。”

时任洋县县长吴湘融“因为本地的迷信不能打破，照例总要出去祈雨……县政府的全体职员及各机关的代表，都同县长一同出发祈雨”。祈雨队伍一行三四十人，半数穿长衫戴草帽，还有十余名荷枪实弹的保卫团跟随。街道两旁商店插着新折的柳枝，街上满满地站着围观的百姓。祈雨前，县政府张贴“天时久旱，禁止屠宰”的告示，意在戒杀积德，祈求神灵怜悯。

队伍抵达县城西北七八里的龙渚。有一座龙王庙不到一丈见方，塑着黑脸出角的龙王。休息半小时后，祈雨仪式正式开始：“道士即在龙王面前点起香烛，放着两把崭新锡制的像葫芦一样的空酒壶。县长和一行祈雨的众人，跪在龙王面前，稽首作揖；道士跪在左边，右手拿着两块求卦所用的竹根，他向龙王叩头以后，说道：‘长久没有下雨，人心很不安。今天本县县长老爷和师爷们特别到您老人家前祈雨，您老人家如能在午时下雨，请来一圣卦。’”道士掷出的竹卦呈现为“阳卦”，被视为龙王拒绝，两次重试都未得圣卦。无奈之下，“道士请县长烧了黄纸，再求何时可以取水。结果，求得准在酉时（下午五点钟至七点钟）”。随后，“道士即将两把空酒壶拿着，在每把壶颈上缚着红线绳，走到龙渚边，把它倒放在水底，绳的一端，压在岸上”。倚萍不解地询问这是干什么？道士答：“到酉时酒壶浮起来，才可取水。”倚萍心中不信：“空酒壶哪里会沉到水底？在水底的酒壶，如何会浮到水面？其实道士放酒壶入水时，已把水灌入，他去取壶，只消把压在岸上的绳一拉，酒壶自然被拉上了。乡人迷信，却以为龙王爷的灵验！”这一细节暴露了祈雨的迷信本质，也暗示了当时人们明知迷信却不愿戳破的无奈，这在清代祈雨活动中极为罕见。

从午时到酉时的五小时里，一行人在山麓农民家中等待，还派人回城取食物——对照清代官员在神灵前静静跪拜的虔诚，民国官员的敷衍态度可见一斑。

酉时取水回城后，仍是“红日当空，没有一点雨意”。官府祈雨无果，百姓就自发组织舞柳枝龙。“十来个青年，裸头赤足，戴着柳枝圈，在街上跳龙。三五个人用劲地敲着没有拍调的锣鼓。各店伙就将店门前放着大木桶内的水，一勺勺地向跳龙的人们泼去，他们满身淋漓，好像落汤一样。”

与清代不同，民国县长不再亲自祈祷，改由道士代劳。保卫团的随行，更多是为了防范因旱灾引发的民变。这场祈雨最终无果，洋县粮食绝收，百姓饿死、流离失所者不计其数。

三百年祈雨史的历史意义与时代启示

从清初康熙年间毛际可、常名扬、邹溶的至诚祷雨，到嘉庆岳震川的理性反思，再到民国县府敷衍的仪式化祈雨，近三百年的洋县祈雨记载，绝非简单的封建迷信记录，而是一部完整的基层灾荒史、官民关系史与社会变迁史。

在科学匮乏、农耕靠天吃饭的旧时代，祈雨是官民同心抗灾的精神载体。清代有德官员跨越县域救灾、揽责罪己、不惜焚身以救民，用极致的虔诚与担当，在绝境中安抚民心、凝聚希望，这份为民情怀跨越时空、依旧值得敬仰。而百姓在天灾中的坚守与抗争，也尽显底层民众的坚韧生命力。

民国祈雨的转变，是时代转型的真实镜像。科学思想的觉醒打破了神灵迷信的桎梏，但落后的生产力、匮乏的基础设施、动荡的社会时局，让百姓依旧无法摆脱天灾束缚。祈雨仪式的敷衍化、形式化，折射出传统仁政理念的消退与近代社会复杂的矛盾困境。

如今，水利工程完善、防灾技术进步，洋县彻底告别了“十年九旱”的困境，祈雨旧俗已随着社会制度的革新悄然退出历史舞台。但这段尘封历史所记载的独特的地域文化印记依然极具价值，它让后人真切看见旧时民生的苦难、基层有德官员的责任担当，警示今天的人们：唯有深耕民生、精进实干、依托科技、完善基建，方能真正战胜天灾、守护万家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