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2026年第8期 （总第432期）

导语：留学生中的姚洪业、孙镜清等各方奔走，募集经费，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租民房为校舍。1906年春，创立了中国近代史上较早的私立学校之一——中国公学。支持和报考公学的人中，胡适就是其中的一位。在这里，胡适不仅受到完整的现代教育，他还参加了竞业学会，担任《竞业旬报》的主要编辑。这份工作给胡适提供了一个锻炼白话文和展示自由思想的舞台。

文 / 孙玉祥

一

中国公学的创立颇有时代特色。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了《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对中国留学生要求苛刻，中国千余名留学生认为“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便一起弃日归国。可，回来后该干什么呢？总不能因此而放弃学业吧？留学生中的姚洪业、孙镜清等各方奔走，募集经费，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租民房为校舍。1906年春，创立了中国近代史上较早的私立学校之一——中国公学。

中国公学创办之初，清政府不认可，加之社会上对于穿洋装的留学生也投来异样的目光，因此办学工作举步维艰。主要创办人姚洪业在此情况下为警醒国人，愤而投江自尽，留下几千字遗书，其中有云：“中国公学的创办注重德育，目的在于培养真国民之资格。我死不足惜，但愿我死后同胞们务必辅助我中国公学为中国第一等学堂，为世界第一等学堂而后已；希望同胞们能支持中国公学，之前仇视中国公学的人也能幡然悔悟，那么我虽死犹生。”此后，社会上的人受到极大的震撼与感动，支持和报考公学的人也多了起来，胡适就是其中的一位。在这里，胡适不仅受到完整的现代教育，他还参加了竞业学会，担任《竞业旬报》的主要编辑。依靠报社的编辑费，胡适一方面得以贴补平时的生活所需，另一方面，这份工作也给他提供了一个锻炼白话文和展示自由思想的舞台。

1909年，胡适毕业离开了中国公学，开始准备留美赔款官费的考试，次年赴美留学。在中国公学三年多的求学经历，对胡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后来说：“我若不进中公，后来的发展方向当不同。”

事实上，胡适与公学的缘分还不止于此。

1925年，对当时在北大任教的胡适来说很不如意：这一年，他政治上的主张遭到很多人的抨击；学术上除了完成《戴东原的哲学》长文和三篇古典小说的序外，其他成就也很少；家庭生活也难称如意：女儿素斐不幸夭折，与表妹曹诚英的恋情因为江冬秀的决绝反对而被迫放弃。心灰意冷之余，他于11月11日给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蒋梦麟写信，提出辞去教职，专心著述，但未获准许。

好在胡适人缘广办法多。早在这年3月，胡适就与丁文江、王景春一同被聘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委员。因此，胡适这一年的主要时间都用在此事上。3月，胡适参加了“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中国访问团”活动，到上海、汉口、南京、杭州、天津、北京等地考察。7月17日，胡适离开北京，远赴英国参加中英庚款委员会议。途经苏联时，胡适与蔡和森等人交谈，通过实地参观，胡适对苏联有了新的认识，他在8月2日给张慰慈的信中说：“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佩服。……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的机会。”8月27日胡适在给徐志摩的信中，对苏联也是大加赞赏，他说莫斯科人“真有一种‘认真’‘发愤有为’的气象”。8月4日，胡适到达伦敦。参加庚款会议之余，胡适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英博物馆查阅抄写敦煌写本中关于唐代禅宗的史料，并在英国各地演讲。

1927年初，胡适到美国，此次美国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到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申请博士学位，结束他归国后一直流传的“冒充博士”的流言。此外，胡适还会见了十年未见的女友韦莲司。4月，胡适踏上归国旅途，24日到达横滨时，得知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四·一二”事变的消息。国内形势急剧恶化，许多朋友因此来信劝胡适不要回到北京——比如，张慰慈说：“现在北京一般人的口都已封闭，什么话都不能说，每天的日报、晚报甚而至于周报，都是充满了空白的地位，这期的《现代评论》也被删去两篇论文，这种怪现象是中国报纸的历史上第一次看见。同时一切书信与电报都受到严格的检查，听说被截留的甚多。并且无故被捕的人也不少。上海的情形也与北京相同。”（《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23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版）在上海的高梦旦则表示：“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吾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如在日本有讲授机会或可研究哲学史材料，少住数月，实为最好之事。”（同上，第429页）原本就打算休息一阵，将自己早就准备写的几本书写完的胡适，便决定暂时不回北大，而南下去了上海。5月底，胡适到达上海，不久即在极司斐尔路49号甲租下一幢楼房，开始了三年多相对闲暇的生活。

二

这一年8月，胡适应聘为私立光华大学教授。他在给江绍原的信中说：“我现在教六点钟书，维持生活费，余力则编书。”胡适在上海的最初一年，除了教授很少的课程外，主要从事研究著述。这一年中，胡适开始在原来《国语文学史》讲义的基础上改写《白话文学史》，此书与《中国哲学史大纲》一样，只写了上卷。胡适在1928年3月29日给钱玄同的信中解释说：“上册只写到白居易，已有十九万字，只好暂告一结束，留待十年后再续下去。”可惜的是，胡适因为太忙，兴趣转换又太快，这个想法始终没有实现。此外，胡适写了几篇关于禅宗和《红楼梦》的文章，为亚东图书馆标点本《官场现形记》作序，在上海同文书院作《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的演讲，后整理成文。除教书著述之外，胡适到上海不久就与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创办新月书店，胡适被选为董事长和编辑委员会委员。

1928年3月，中国公学因发生风潮，原校长何鲁辞职。考虑到胡适已在北京大学任教多年，积累了一定的办学教学经验。另外，胡适曾在这里求学，与公学有深厚的渊源。因此，1928年4月27日，中国公学校董会正式公推胡适为校长，得到了广大师生的认可。于理于情，胡适对这个聘请，都无从拒绝——他在1928年4月26日的日记中这么写道：“今天套上一件镣铐，答应了去做中国公学的校长。近来中国公学有风潮，校长何鲁不能回去，校董会中一班旧同学但怒刚、朱经农、丁觳音、刘南陔诸君，与云五(旧日教员，也是校董)等都来逼我。今天云五邀我吃饭，与怒刚诸人劝我，我一时高兴，遂允为维持两个月。此事殊不智，事后思之甚懊悔。”胡适很珍惜来之不易的自由闲暇，因为借此可从容读书作文，实现自己的一些研究计划。但胡适知道，自己在中国公学读书的经历是一生的重要转机，作为中国公学的校友和校董，看到母校危机，虽不是很情愿，但还是应该勇于担当重任。

1928年4月30日，胡适到校任职。此时的中国公学因为风潮，已成一盘散沙：学风差，学生经常闹事；学校规章制度不健全，甚至连校规都没有；办学经费紧张，情况令人担忧。面对这种情况，胡适在学校董事会和老师们的支持下，随即对学校在多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极大地改善了学校状况，促进了学校发展。

胡适首先从组织和规章入手，制定了校务、教务会议组织大纲，成立了学校章程委员会。同时，改组了校董会，通过了《中国公学校董会章程》和《中国公学组织大纲》，对学校名称、宗旨及校长、董事等具体职责进行明确规定。有了规章制度以后，胡适对学校事务便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副校长杨亮功说：“胡先生对于学校行政常以‘无为而治’自嘲，实际上他是以无为而为，与自然主义教育家卢梭以不教而教同是一样的态度。胡先生只注意于学校的重要问题，付与各主管以事权，并为之排除困难，因此养成各人自动自发的工作精神。”（《追忆胡适》第25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与杨先生的评价相比，一位名叫陈咸森的学生讲得更透彻。他说：胡先生一贯主张无为而治，“这在当年我们做学生时还不大了解，直到三十年后在台湾看到胡先生的一篇‘无为而治’的文章，那篇文内说到艾森豪做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做总统时两件故事，方才明了胡先生的‘无为而治’的深厚道理”。（同上，第255页）开学典礼上，中国公学第一任总教习马君武在致辞中说：“一九〇六年胡先生考进中公时，我就认定已替中公取了一位好学生；不但成绩好，品行好，风采也很好。果然，二十年后的今天，这位当年的好学生已经成为国际著名的学者了。现在由他回到母校来做校长，是我们中国公学最光荣的事，也是我感到生平最高兴的事。”胡适也发表了就职致辞，他回顾了中国公学创办的历史，并特别发挥中国公学“公”字的意义，以此作为品格教育的最高目标。就职典礼后，胡适仔细考察了中国公学的情况，深感困难重重，责任很重。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与但怒刚同到中国公学。虽然受了很热烈的欢迎，但我细看校中情况，很难有办法。最难的是经济方面，熊、但诸君虽任此事，然他们都不是很有手腕的财政家，况在这各方面都穷困的时期呢？”

三

在教师聘任上，胡适遵循“不分派别，不限资格”的原则，将学术水平和能力作为标准，坚持不拘一格选聘优秀教师。如中国文学教授，他认为必须旧学有根基而对于新知识也有相当研究者，才算合格。同时胡适又不拘于资格和学历，不分派别。以中国文学系为例，当时聘请王运的学生马宗霍教先秦文学、《说文》；左派作家白薇教戏剧；后来结为夫妇的陆侃如和冯沅君教古典诗词考释；青年作家沈从文教小说创作；郑振铎教西洋文学史；梁实秋教文学。大批有识之士的来临，也吸引了不少人报考中国公学，一年之间，中国公学的学生由300余人增加到1300余人。据罗尔纲回忆，当时他所在的班有一位六十岁左右的老学生，比胡适还要大二十多岁，本来已经高等师范毕业，教了多年中学，因为仰慕胡适而放弃工作重新求学。

胡适当校长，也不是高高在上地当官老爷，很多事上他都亲力亲为。因为中国公学的学生都希望能够亲炙胡适教诲，目睹胡适讲课的风采，胡适于是选了一门别的教授不愿教的课——中国文化史。这门课对胡适来说也很陌生，只好从头学起，认真备课，现“蒸”现“卖”。而师生有了学习生活上的现实问题，胡适也愿意尽其所能地给予帮助，当时有一位名叫刘公任的学生因为恋爱问题很苦恼，给胡适写信。胡适在给他的回信中耐心地对其进行劝导，告诉他应该怎样处理，指出“真爱情是不一定求报答的”。而“恋爱只是生活的一件事”，不是最重要的事。中国文学系的教员白薇与同系的陆侃如、冯沅君夫妇产生矛盾，写信给胡适提出四条质问，胡适一一做了答复，最后以自己的信条劝说白薇：“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待人要于有疑处不疑。”

对师生的课外活动，胡适也全力支持指导。学校创办有《吴淞月刊》，学生自己还创办了《中国公学三日刊》。1929年底，针对一些学生对于某一学生组织用“中国公学”名义办此报刊的疑问，胡适公开表示：私人组织可以用“中国公学”名称，并且说美国著名大学的刊物都是如此。他还强调：学校不会干涉《中国公学三日刊》的发展，学生会也不会干涉。胡适还为该刊题写了1930年新年贺词：“种种从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更悲哀。从今后，要那么收果，先那么栽。祝大家新年进步！”胡适在自己求学期间积极参加课外活动，非常活跃，对于中国公学学生的各种学术研究会和讲演会也非常支持，有时还亲自担任演讲竞赛的评判员。胡适自己非常擅长演讲，也很有心得，他告诉学生演讲的要点：第一是口齿要清楚，第二是说话要慢，而演讲稿的好坏则取决于思想组织的能力。由于胡适的提倡和支持，学生的演讲水平有很大提高。1929年12月，中国公学、复旦大学、持志大学、劳动大学四所淞沪大学在持志大学举行演讲比赛，结果中国公学夺得第一名。

胡适也非常重视学生的体育运动，认为体育运动不仅可以强健体魄，还可以磨炼意志，培养坚韧进取的精神和集体荣誉感。1930年4月28日，他亲自作《中国公学运动会歌》：

健儿们大家向前，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胜固然可喜，败亦欣然，健儿们大家上前。

健儿们大家齐来。全体的光荣，要我们担戴。要光荣的胜，光荣的败，健儿们大家齐来。

为了鼓励学生积极参加体育运动，他还专门在运动会开幕式致辞：“运动会是一种教育，是一种训练，不是一种游戏。”对那些担心自己不能在运动会上取胜，所以不愿参加运动会的同学，他也有鼓励：大家都在跑，而得奖的只有一人。假如按照平时的成绩，已经知道某人一定会夺得锦标，难道我们就不参加了吗？不，大家还应该参加。有了我们的加入，他才会有第一；没有我们的陪衬，他一个人算不得第一。所以，正确的态度是：他得他的第一，我们搞我们的训练；他的光荣，也是我们的光荣。这才是真正的体育精神。在开幕辞结束时，他还说：“祝诸君人人有光荣的胜，人人有光荣的败！”想想，有这样开明又体贴自己的校长，学生们能不踊跃参加运动会吗？有意思的是，胡适还将这种体育比赛精神运用在政治方面：1948年初，胡适得知李宗仁准备参加副总统竞选，认为这是实行宪政后的第一次大选，要多些人参加，才能充分表现民主精神。他给李宗仁写了一封信，信中抄录了《中国公学运动会歌》的第一段，并且说：“第一虽只有一个，还要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可见无论是体育还是政治，都要提倡“重在参与”，不应该唱独角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