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2026年第8期 （总第432期）

文 / 周沫如

谈及医者，今人眼前总会浮现一袭洁净白大褂，无论中医西医，这身装束早已成为职业身份的鲜明符号。那么，在没有白大褂的古代，中国人心中的医者究竟是何模样？陕西韩城新见元代《历代名医之图》碑，恰为我们打开一扇窗，以石刻图像为证，清晰呈现出古人观念里医者的精神风貌与文化形象。

《历代名医之图》碑刻立于元至正十四年（1354），集医家画像、像赞、名录于一碑，是中国医学石刻中稀见的艺术珍品。它是现存最早按时代序列编排名医姓名的碑刻，比同处陕西的药王山明代《历代名医神碑》早近二百年；更是目前国内发现唯一绘有医家群像的碑刻。碑额以细腻线刻绘出十五位医家造像，人物姿态各异，线条流畅，构成一幅生动的古代医林圣贤群像图，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圣张仲景像，即源出于此碑。这些镌刻于石上的医者身影，堪称研究古代医者形象的珍贵图像史料。

整碑画面上下分层，布局规整，秩序井然。上层镌刻医学始祖“三皇”：伏羲居中正坐，黄帝、神农分列两侧，各有配侍相从，整体气象肃穆端严。伏羲披发垂肩，身着大袖宽边交领长袍，腰束细带，下着长裤，赤足而坐，手中握三枚筹策，尽显上古圣王质朴之态。黄帝具帝王威仪，束发戴冠，身着冕服，手捧书卷，雍容庄重。神农则衣宽袍、系束带，有高士隐逸之风，右手执草枝，正合“神农尝百草”的千古典故。

下层正中设石案，上置圆鼎，左右各列五位名医，合为“十贤”之阵。左列岐伯、太乙雷公、淳于意、韦慈藏、王叔和，皆着交领右衽宽袖大袍，唯韦慈藏头戴唐代典型幞头，余者均束冠。右列孙思邈、皇甫谧、华佗、张仲景、扁鹊：扁鹊、张仲景、皇甫谧着交领长袍；华佗背身而立，服饰细节难辨；孙思邈则着圆领衣。除孙氏头戴幞头外，其余四人皆冠，仅形制略有差别。

此碑之中，十位医家尽现文士儒者之姿，伏羲、神农兼具隐士潇洒之气，这般文人与高士的医者形象，并非凭空塑造，自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唐宋以降，兼通文化与医术的“儒医”群体兴起并渐成主流。科举盛行之后，部分读书人仕途不达，转而以医为业，“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蔚然成风。有别于不通文理、仅靠经验施治的村野医人，他们以学识修养立身，以仁心仁术行医，既明经史，又精方药，文医兼修，德艺并重。

元代官方更大力推崇儒医，以“儒医合一”为医学发展的官方导向，此风一直延续至明清。韩城元代《历代名医之图》碑所呈现的文士化医家形象，不只是元代社会儒医风貌的直观写照，更是儒医文化长期发展、深度融入社会认知的视觉见证，为我们读懂中国古代医者的文化身份，留下了石上不朽的图像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