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2026年第8期 （总第432期）

文 / 眭达明

在同治六年（1867）十一月十五日发出的《遵旨预筹与外国修约事宜密陈愚见以备采择折》中，曾国藩隐藏了一个推荐赵烈文做大使的计划，别说我阅读该奏折时看不出来，就连参与了本奏折讨论和修改的赵烈文本人，当时也被蒙在鼓里。直到本月二十七日，奏折撰写者钱应溥当面问起此事，赵烈文才如梦初醒。

这天办完公事后，赵烈文到钱应溥办公室坐了会儿，闲谈中钱应溥突然问他：“你有做博望侯（指汉代杰出外交家、旅行家、探险家张骞）的志向，信不信？”赵烈文一时没听明白，就请教是什么意思。钱应溥说：“曾相国在奏折中保举可以出使外国的人员，说我大清朝岂知没有像苏武、班超、富弼、洪皓（四人都是古代有气节的使者）这种人呢？暗中大概是指你而说的，还说你已经答应出国远行了。”

听钱应溥这么一说，赵烈文才想起来确有这么回事，于是很认真地告诉钱应溥：“这是八月间在这里说的话，当时还以为是开玩笑。但是，外国源源不断有人来中国，我中华大国反而没有一个使节前往安抚异邦，这不是对朝廷的羞辱，对当世之士的蔑视吗？假如朝廷诚心用我，我不怕乘风破浪，远至万里。只是中国看待出使外国这样的重任，等于将一个有过错的人投到荒外，所派出的使节都是潦倒的末流之辈，认为丢弃他们没有什么可惜，这实在不是有志之士愿意看到的。”说完一笑而去。

事情由来

《遵旨预筹与外国修约事宜密陈愚见以备采择折》，是曾国藩为回答朝廷咨询，对即将到期的外交条约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然后形成文字材料并提供朝廷参考的一个文本。其中关于派遣驻外使节的内容是：“遣使一节，中外既已通好，彼此往来，亦属常事。论者或恐使臣之辱命，或惮费用之浩繁，此皆过虑之词，似应令中外大臣留心物色，随时保举可使绝国人员，储以待用，不论官阶，不定年限，有人则遣，无人则不遣，权仍在我，彼亦断不致以许而不遣，遂启兵衅。顷准总理衙门咨，已奏派志刚等出使西洋，从此源源通聘，使事渐多，纵或有一二不能专对之臣，亦安知无苏武、班超、富弼、洪皓者流出乎？其中为国家扬威而弭患，此可慨然允许者也。”

从文中写到的内容看，曾国藩是迫切希望朝廷派遣驻外使节的，这样不仅能够正面回应外国提出的相互遣使的要求，而且可以“为国家扬威而弭患”。所以他明确提出：从当下起，中外大臣就要留心物色并随时保举可以胜任外交工作的官员，以供朝廷备选。他还说，在条约中答应外国的遣使要求，以后即使没有合适人员，一时派遣不了，外国也不至于以此为借口对我国进行武力威胁，更不可能为此发动战争。当然，刚开始派遣的外交人员，由于缺少外事工作经验，加之不了解外国情况，即使有一二个不称职的，也很正常，可是谁又能够断定他们当中，不会出现苏武、班超、富弼、洪皓这种有气节的外交使节呢？曾国藩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此前我国一直没有派遣驻外使节的顾虑主要有两条：一是担心派遣人员不能称职，甚至发生有辱国格和人格的事情；二是害怕派遣使节费用浩繁，国家财政负担不起，曾国藩是不同意这种论调的。

钱应溥是曾国藩幕府奏折写手。从他说的事实看，当初起草这道奏折时，曾国藩显然说过赵烈文能够胜任大使职务，本人也已答应出国远行。自己幕府有能够胜任外交工作的人才，其他官员手下，尤其是中央各部委，自然同样有这种人才，只要大家留心物色并随时保举，在我们这个泱泱大国里，还怕找不到几个出使人员？这也是曾国藩敢于建议朝廷尽快派遣驻外使节的原因和底气之所在。可见在曾国藩的计划中，不仅已经内定赵烈文为推荐人选，而且朝廷一旦采纳其建议，就会毫不犹豫地把他推荐上去。

时机尚不成熟

笔者这样说，是有充分事实依据的。

就在钱应溥向赵烈文“通风报信”一星期后的十二月初五，曾国藩与赵烈文谈完工作之后，又突然问他：“奉命出使外国的事情，足下愿意做吗？”可见曾国藩确实已将此事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只要赵烈文的态度明确和坚定了，下一步就会按计划向上推荐。

如果说八月间曾国藩首次提出这个问题时，赵烈文以为他是开玩笑或随便说说，从而没有认真放在心上，那么，当曾国藩再次向他征求意见，就知道此事不仅是认真的，而且有了非常明确的方案，赵烈文也就胸有成竹地回答说：“乘风破浪，大丈夫所为，如果让我专门负责这件事，是可以考虑的；如果仅是做随员、帮办之类，幸而成功，也只能因人成事、碌碌无为，不幸失败，就会身败名裂、玉石难分，当然不愿意做。”

赵烈文这样一说，曾国藩心里就完全有底了。

然而后来发生的事实是：将近十年之后的光绪二年（1876），清政府才派出我国第一个驻外使节，他就是出使英国的郭嵩焘。这时曾国藩已经去世三四年了。

曾国藩计划推荐赵烈文做大使这件事，后来之所以不了了之，原因不说也清楚，就是时机尚不成熟，否则我国最早派出的驻外使节和首位外交家，极有可能是赵烈文而不是郭嵩焘。知道这一历史事实的人，估计没有几个。

另据钱基博《薛福成传》介绍，最终促使清政府决定派遣驻外使节的重要文献，是曾国藩晚年重要幕僚薛福成撰写的《应诏陈言疏》。这篇于光绪元年（1875）上呈的洋洋逾万言的雄文，不仅广泛涉及清政府内政外交方面所面临的既棘手又回避不了的诸多难题，而且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遣使出洋可以加强与外国的联系和交往、能够培养和锻炼外交人才等观点，从而促使清政府“始定遣使驻外国之制”。郭嵩焘也因此于次年被任命为驻英大使，薛福成本人也因为这个机缘而成为我国早期著名外交家之一。

同治六年曾国藩呈递《遵旨预筹与外国修约事宜密陈愚见以备采择折》时，薛福成不仅在其幕中，而且后来发展成为曾氏四个“衣钵传人”之一。照此看来，薛福成的《应诏陈言疏》，与曾国藩的《遵旨预筹与外国修约事宜密陈愚见以备采择折》，是有一脉相承关系的，曾国藩对此应该感到欣慰。

赵烈文虽没有做成大使，却从他的口中听到一个常人不敢想象的事实：他所处的时代，出国做大使并不荣耀，而是存在耻辱感，要背负沉重压力，被普遍视为畏途。所以晚清政府考虑派遣的驻外使节都不是重要人物，而是穷困潦倒的末流之辈，等于将一个有过错的人投到荒外。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弱国无外交的历史年代，在人们的思想都处在封闭的状态中，在交通条件极其落后的情况下，有多少人愿意远渡重洋与“蛮夷”打交道呢？

后来郭嵩焘出使英国的消息传开后，就遭到顽固派的纷纷指斥和讥讽，不仅“湖南人至耻与为伍”，更有无聊文人编了对联讽刺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曾国藩最想推荐做大使的人为何是赵烈文

文章写到这里，有个问题自然需要回答：曾国藩幕府是晚清最大的幕府，可谓人才济济、英才辈出，其中懂洋务的人员，包括郭嵩焘、薛福成、丁日昌等人在内，也都做过他的幕僚，曾国藩为什么偏偏首先看中赵烈文并决定推荐他做大使？当然是赵烈文的工作能力和知识储备，让曾国藩相信他能够胜任这一工作。其中的关键，又是咸丰十一年（1861）赵烈文第二次进入曾国藩幕府后，在安庆郑重其事地给他上了一道万言书（实际上六千余字），不仅全面阐述了对时局的看法，而且针对当时面临的带有全局性的几大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从而引起曾国藩高度重视。

在这篇题为《上曾涤生大帅书》的万言书中，赵烈文不仅预见太平军和捻军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指出太平军只能拖累我们而不能倾覆我们，捻军只能搞乱我们而不能拖累我们，中国真正的威胁将来自洋人，国家未来的祸患，没有比这个更深重，由此提出了外国人将成为中国最大祸患这一重要论断。

在清王朝正与太平天国和捻军进行生死较量，无暇顾及甚至不愿睁眼看世界的时候，赵烈文能够提出如此见解，其远见卓识的确非常人所能及。

不仅如此，赵烈文还具体分析了外国之所以强大、中国之所以受人欺凌的原因：中国一向夜郎自大，崇尚虚文，喜欢搞形式主义，不注重实效，外国人则上下齐心，虚心学习别国长处，做事又很专精，谋划又很深远，所以政治清明，国家久安，民力富强。

他为此提醒曾国藩：中国的衰落不始于今日，而是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只有正视现实，承认落后，虚心学习，加强中外交流和沟通，寻求自强之道，才能慢慢改变现状。

赵烈文的这些观点和论断，对曾国藩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从此他不仅高度重视洋务工作，注重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并加强中外沟通，而且积极发现和培养熟悉洋务的人才。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就在安庆军营内设军械所，召募科技人士开始制造洋枪洋炮。同治二年（1863）冬，他又派遣早期留美学生容闳到美国购置机器（容闳能够进入曾国藩幕府，就是赵烈文推荐的）。两年后机器运到，在上海创建江南制造总局。

除了制造枪炮和船舶，曾国藩还在江南制造总局设置翻译机构。

此外，曾国藩还接受容闳的建议，在江南制造总局兵工厂旁边建了一所兵工学校，大力培养机械制造方面的工程技术人才。

之后，曾国藩又与李鸿章联名奏请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不仅培养出一批中国近代早期的外交、海军、航运、电报、路矿、教育等方面的新式人才，而且对以后中国派遣留学生产生了积极影响。

赵烈文第二次进入曾国藩幕府后，曾国藩即让他负责洋务工作，也就是做自己的外事秘书，显然也是由于这个机缘。由此可见当时懂洋务的人确实太稀有了。从笔者目前所能掌握的史料看，赵烈文是曾国藩任用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专职外事秘书。

曾国藩去世后，从他幕府出来的人，有不少成了杰出外交家，如出使英国的郭嵩焘，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薛福成，出使美国的陈兰彬，历任驻英、法、德、日四国参赞后又出使日本的大臣黎庶昌，以及他的儿子曾纪泽等等。而当初曾国藩最想推荐做大使的赵烈文，却于光绪元年辞职回家，年仅四十四岁就过上了优哉游哉的退休生活，确实让人感到遗憾。时势可谓既能造就人才，也能毁灭人才。

解答一个疑问

最后有个疑问需要解答一下。

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在《遵旨预筹与外国修约事宜密陈愚见以备采择折》中，曾国藩就说“顷准总理衙门咨，已奏派志刚等出使西洋”，笔者却说光绪二年我国派出了第一个驻外使节郭嵩焘，他们不仅是两个人，而且出使时间前后相差整整十年，这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同治六年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结束任期回国之前，清政府考虑到该大使不仅熟识中国情况，而且对中国相当友好，能处处为中国说话，而清政府当时想遣使出国却找不到合适的外交人才，尤其对中外交往礼节问题感到十分为难，于是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领班大臣恭亲王奕䜣奏请，委任蒲安臣充任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代表中国政府出使美、英、法、普、俄诸国，进行中国首次近代外交活动。蒲安臣这位洋大使的随员中，既有海关外籍雇员，也有两个中国政府官员，分别是志刚（时任军机章京）和孙家穀（时任郎中）。他们于当年十一月经由清政府正式任命，第二年正月随蒲安臣出国。离开中国之前，蒲安臣还特意从上海赶到金陵，拜见两江总督曾国藩。同治七年（1868）正月初二，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说：“中饭后，米利坚人蒲安臣来拜。本在京充公使五六年，今将回国，皇上又派令至外国出使，与军机章京志刚等同使英、法等国。”

很显然，志刚等人是作为蒲安臣的随从，临时出国交涉事务，不是真正的驻外使节。不说明这一点，难免让人产生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