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2026年第8期 （总第432期）

文 / 侯杰

张骞，字子文，汉中郡城固（今陕西汉中城固县）人，西汉外交家、探险家，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但细品历代评价，这位“丝绸之路开拓者”的形象竟充满争议。那些藏在赞誉背后的“差评”，恰似历史褶皱里的暗线，勾勒出不同时代对英雄的复杂心态。

张骞首先是在司马迁那里“遇冷”。司马迁在《史记》中虽称其“为人强力，宽大信人”，却未单独立传，仅将事迹附于《大宛列传》，书中也没有任何涉及张骞引进外来物种的记载。司马迁的态度，缘于西汉“以成败论英雄”的功利语境。当时的社会更崇尚武力征服和军事功绩，张骞虽开拓了西域交通，但首次出使未达成军事目标，且在后续军事行动中因延误军期被贬为庶人，同时他的外交功绩被相对弱化，不足以位列单独立传的“显赫功臣”。

到了积贫积弱的宋代，张骞更成了文人口中的“反面教材”。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将他与汉武帝的“外事四夷”政策相联系，他认为张骞的行动是汉武帝穷兵黩武、追求开疆拓土的象征，导致汉朝“民力屈，财力竭”。大诗人、画家文同路过张骞墓时，写下“君不见武帝甘心事远略，靡坏财力由斯人”，直接将汉朝财政损耗归咎于他。北宋书法家、文学家蔡襄，批评张骞“启后世和亲外夷之端”。南宋思想家黄震认为张骞“逢君之恶”，批评他迎合了汉武帝开疆拓土的私欲，并导致了劳民伤财的后果。这种评价与宋代“重文抑武”的国策密切相关，当时朝廷屡因边防吃紧而国库空虚，文人们便借批判汉代开边，影射当朝弊端。

除了功利层面的批判，张骞的个人选择也引发过道德争议。他在匈奴被俘期间娶妻生子，尽管坚守汉节，但“胡汉通婚”在传统士大夫眼中仍是污点。南宋理学家陈普写诗“万人怨怒一人怜”，将他的西行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提并论，暗讽其为了个人功名牺牲百姓福祉。这种批判背后，是儒家“华夷之辨”与“忠孝观”的深层影响，他们用伦理标尺衡量英雄，容不得一丝偏离正统的行为。

点评：张骞跨越千年的“差评”，本质上是不同时代价值观的投射。正如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西汉的务实、宋代的忧患、理学的严苛，再加上张骞故事的真真假假、今人的不当“扬弃”，共同编织出对张骞的复杂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