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 媛

在陕西省政协文史馆的馆藏中，静静躺着几册泛黄的《夏声》杂志。纸页间虽已斑驳，字里行间却仍似有风雷之声。这并非寻常的旧刊物，而是百余年前，一群陕西留日学子在风雨如晦的时代里，为三秦大地点燃的一束革命星火。它不仅是同盟会陕西分会的舆论喉舌，更是连接海内外革命力量的枢纽，深刻影响了陕西近代民主革命的进程。

《夏声》的故事，要从一份夭折的刊物《秦陇》说起。清末，随着民主革命思潮在海外留学生中兴起，陕西留日学生党积龄等人率先创办《秦陇》杂志，计划每月发行一期，每期刊登四万字，试图为闭塞的西北引入新思想。然而，这份寄托着期望的刊物，从一开始就命运多舛。眼看发行期限将至，稿件却迟迟未能备齐，两位原定的总编辑也不辞而别，刊物一度停摆。党积龄四处奔走疏通，又临时邀请高又尼接手总编工作，第一期刊物才勉强付印。但由于临时接任未经选举程序，引发了内部争议，这份先天不足的刊物最终半途夭折。

《秦陇》的失败，并未浇灭陕西革命志士的热情。为守住来之不易的舆论阵地，同盟会陕西分会决定重整旗鼓，创办一份全新的刊物。1908年，《夏声》杂志在日本东京应运而生。它的创办，凝聚了陕西留日进步学子的全部力量，不仅同盟会会员全员参与，更广泛吸纳了同情革命的进步人士加入。杂志社在东京小石川区竹早町租赁房屋作为社址，杨铭源、李元鼎、赵世钰等人常驻于此，既处理社务，也兼理同盟会陕西分会的事务，将革命工作与办刊紧密结合。

与此同时，部分不甘心《秦陇》停刊的陕甘学生另起炉灶，创办了《关陇》杂志，与《夏声》形成了既竞争又互补的局面。可惜《关陇》发行不久便停刊，唯有《夏声》坚持下来，成为清末西北革命最稳定的舆论阵地。

《夏声》对外宣称以“发扬旧文化，灌输新知识”为办刊宗旨，是一份学术性刊物。但在清末高压环境下，这不过是一层保护色。它的真实使命，是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唤醒民众觉悟。

彼时，同盟会总会的机关报《民报》无法直接寄回国内，革命党人便将《民报》伪装成《心理学教科书》，与《夏声》杂志一同寄往西安的公益书局。公益书局的创办人是同盟会成员，这里便成了秘密发行据点。省城青年学生纷纷前来购书，久而久之，这里不仅是书刊销售点，更成了同盟会员和进步士绅的秘密聚会地与通讯机关。赵世钰在《回顾录》中写道：“省城学生往者络绎，久之变省城之通讯机关矣。亦即为盟员士绅之聚会地。”

《夏声》的影响力远不止于西安城内。它与同盟会各省分会创办的《云南》《四川》《河南》等刊物齐名，发行9期，广泛传播于陕西及西北各地。刊物以笔为刃，抨击封建专制，介绍西方民主思想，号召民众起来革命，在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引发强烈反响，为陕西民主革命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夏声》的意义不仅体现在舆论宣传层面，更在于它成为陕西乃至西北革命力量的联络枢纽。

《夏声》杂志社成立后，革命志士以刊物为中心，广泛联络各方力量。在日本东京，他们联络了豫晋秦陇协会、全国留学生总会等团体；在国内，他们则通过刊物与陕西本地教育会、商会等机构建立联系。《夏声》像一条纽带，将陕西留日学生、赴日考察志士、西北各省进步团体以及同盟会总会紧密联结在一起。

随着革命力量的不断汇聚壮大，《夏声》杂志社成为陕西革命运动的指挥中心之一。赵世钰回忆：“初皆以《夏声》杂志为总枢……随后即与省内外同志商决，派人归国，开展革命运动工作。”正是以《夏声》为依托，同盟会陕西分会得以凝聚力量，策划并推动了后续一系列革命活动，为辛亥革命在陕西爆发埋下了伏笔。

百余年后，当我们再读《夏声》的文字，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份穿透历史的力量。它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承载着一群青年学子的救国理想。它以笔为武器、以刊物为阵地，不仅传播了革命思想，更凝聚了革命力量，为陕西近代民主革命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今，这些泛黄的书页静静躺在文史馆的珍宝库里。它们是那段峥嵘岁月的见证者，也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回望《夏声》的故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份杂志的兴衰，更是一代知识分子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勇担使命的家国情怀。这份精神，至今仍激励着我们铭记历史、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