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忠实

这一年（1982年）的秋收之后，我自家也分到了几亩土地，我请假回家给自家种麦子，我的角色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了。

我的妻子和孩子属于农村户籍，分到了土地。我和几个热心的农民搭帮结伙为临时互助组，扶犁的扶犁，溜种子的溜种子，身强力壮却又欠着技术火候的我，便自告奋勇把皮绳搭到肩头去拽犁。因为耕牛太少，坡地里和河川里到处都是人在拽犁播种麦子，谁也不笑话谁。

大约有七八天时间，我都是肩头挂着粗硬的皮绳，在坡地里和滩地上拽犁，直到把我家和搭伙互助几家的麦子种完，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当牛的体验。我拽着犁流着汗在田地里来回劳作的时候，偶尔会想到，中国还有没有哪位作家也有拽犁的经历和体验，一个和牛一样拽犁种麦子的人，竟然还操心着农民命运这样的事，我不完全觉得滑稽，却切实感到可笑里的自卑。

之后每到礼拜天回家，放下自行车喝一口水，我便上坡下滩，把已经出苗显行的麦子看一看，这些大小不等的田块，属于我家。直到第二年春天麦苗返青，再到吐穗扬花，直到黄熟，田埂上被我踩成一条小径。指望着多收三五斗的我，还在继续着有关农民命运的难解的课题，还继续做着作家的梦，无论滑稽无论自卑都不能改变。我确凿记得，横在心头的那个生活大命题获得的转机，发生在夏收我家打完麦子的那个夜晚。

勿需赘述收割和脱粒的脱皮掉肉的辛苦，就在用土造的脱粒机打完麦子之后，我的新麦装了满满二十袋，每袋按一百斤算，竟有整数两千斤，妻子孩子人均五百斤，全年尽吃白面可以吃两年。这样令我几乎不敢相信的一大堆麦子，其实在村子里只算得中等水平的收成，那些精于作物而又勤劳的老庄稼把式，收成比我家好得多了。打麦场成为男女老少活动的中心，从早到晚洋溢着喜悦的气氛。即使不识字的人也会算这笔很简单的大账，今年一料麦子的收成，抵得上生产队三年或四年分配的夏季口粮。

这一夜我睡在打麦场上，装在袋子里的新麦明天要晾晒，看着身旁堆积的装满麦子的袋子，尽管很疲劳，我却睡不着。打麦场上堆着好多人家的粮袋，也是等待明天晾晒，我能听到熟悉的同样是守护自家麦子的乡党的说笑声。我已经忘记或者说不再纠缠自己是干部，是作家，还是一个农民的角色了，心头突然冒出一句再通俗不过的话，何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1982年年尾，我被调进陕西作家协会创作组，成为一个专业作家。1983年春夏之交，我受益于陕西省新出台的一部关爱知识分子文件的优惠政策，把妻子儿女的农村户籍转入西安。仅仅在半年时间内，我由一个行政干部转换为专事文学创作的作家，我的妻子儿女一夜之间由农民转换为城市居民，靠粮票到粮店买米面过日月，再不用操心天旱雨涝制约着的收成的丰歉了，真可谓好事迭着撂儿来了。

我后来才意识到这些好事发生时的某些生活玄机，在我从乡村基层干部转换为专业作家之前仅仅三两个月，生活驱使我在刚刚分给妻子儿女的田地里当了一回牛，把皮绳套在肩膀拽着犁播种麦子，满脸的汗水不断滴到脚下的土地上，获得了一次真实的体验，可以当做告别这块世代祖宗赖以生存的土地的虔诚的礼仪；尤其是在转换为专业作家这种社会角色的这年年头，给我到渭河边乡村工作的机会，这不是以往我已习惯的下乡，而是由我直接参与把集体所有的田地耕畜和农具分配到一家一户，把包括我在内的无以数计的干部苦心巴力巩固了近三十年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完全解体，让我有了这种千载难逢的体制改革的感受和体验，把一个生活演变的大命题横在我的心头，迫使我理解，迫使我回答，没有任何回避的余地。

这意味着一个残酷的现实，如果对这个大命题不能获得自己的独立理解，就不可能发生创作所至关重要的独特体验，我的乡村题材的创作就不可能获得进展。我和打麦场上的农民乡党一样守着自家麦袋子的那个晚上，和他们一样享受好收成的喜悦之外，对压迫着我一年多的那个生活大命题发生了转机，倒使我自己都很惊讶，在这样繁重的纯体力劳动的场合里，我依然继续着一个写作者的思考，而且在完全意料不及的打麦场的这个夜晚，获得了转机，毋宁说是我未来乡村题材创作的生机。我在慨叹不必在一棵树上吊死的时候，几乎同时想到“不论白猫黑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

仅仅只自种自收了一料麦子，因为妻子儿女的户籍转入城市，便把那几亩土地交回村委会，我不仅没有把家搬进城市，反倒从原来供职的区文化馆所在的灞桥镇搬回甚为偏僻的老家。

不单是专业作家不用坐班，时间由自己安排支配，更重要的是出于我的也许特别的心理，想找一个清静甚至冷僻的环境，读我想读的书和非读不行的书，尤其是需要冷下心来，回嚼我亲身经历的生活，我刚刚跨过四十岁，前二十年作为学生所看见的乡村生活，以及后二十年直接参与其中的乡村生活。

我在亲身参与其中的二十年里，有许多直接的感受和体验，现在跳出具体的生活位置，不再是以干部而是以作家的身份看取昨天的生活，更有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正在发生着的改革，需要坐下来回嚼。

回嚼自己经历的生活，每有所得，且涨起某种新鲜到自鸣得意的心境，便形成一部小说，多是中篇，有新中国的阳光刚刚温暖乡村农舍的时候，一个极普通的人家发生的爱情悲剧的《康家小院》；有极“左”政策扭曲人性使人变形的《梆子老大》，还有直接面对“文革”的《地窖》等。

直到回嚼出《蓝袍先生》并引发《白鹿原》的创作欲望，再经过两年构思四年写成，我最直接的自我感动，是对白鹿原北坡根下祖居老屋这个写作环境的选择，无疑最适宜我的回嚼。

这十年的回嚼和写作，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新思维新流派的启发和丰富，也得助于许多非文艺书籍的启迪和开通。

（摘自《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陈忠实自述》北京大学出版社 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