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2026年第9期 （总第433期）

导语：我由“文青”一路走到花甲之年，依然做着文学梦，听作家演讲是我平素所爱。曾聆听过史铁生、王安忆、莫言等著名作家的创作漫谈，迄今鲜见有亲历者的实录，或偶有提及，惜乎偏重抒情。我谨依个人记忆，意欲通过真实细节，重现彼时的现场画面。

文 / 李竹溪

史铁生：写作是为了“活下去”

史铁生于1984年5月，在北京的几位编辑、作家的陪同下回到延安，随行者主要有《青年文学》编辑张守仁、《时代的报告》主编刘树生、《北京文学》编辑牛志强等。他这次回延安的核心目的，是想回访他1969年曾经插队三年的延川县关庄镇关家庄村。

关家庄，是史铁生成名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之“清平湾”村的原型。它得名于清平河在村前拐弯流过时形成的河湾，该小说刊发在《青年文学》1983年第1期，并荣获本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史铁生回延川的系列活动，参见已故延安著名诗人曹谷溪、《北京文学》编辑牛志强这两位先生的撰文回忆。但他当时曾在延安大学北阶梯教室举办过精彩的演讲，至今未见有在场者只言片语的记述。我当时在读大一第二学期，为避免此事被尘封，这里尽量呈现其原貌。

有关史铁生这场演讲的主持人，我至今已无任何印象，只记得延安有曹谷溪陪同，史铁生当时的神态很平静。他没有因残疾脸上表露出过多的悲伤，也没有因为获奖而春风得意，眼神充满了温柔、慈爱、宁静，真像一位在人间设坛布道的慈悲佛陀。史铁生坐在轮椅上，他的双腿是1972年插队时致残的，那年他才21岁。开场白，他直言其写作是为了生存，即“活下去”。他说因双腿残疾，加之回到北京后工作不如意，他一度极其苦闷，甚至产生过绝望。人生至暗时刻，写作就成为他“续命”的主要手段，这些在《秋天的怀念》里都有叙述。他说自己主要写日常生活，与插队、疾病、回北京后在集体单位干杂活密切相关，作品主人公都有他个人的印记。史铁生提及他的作家好友甘铁生，说他们两位都是清华附中校友，也分别在陕西与山西插过队，但作品风格有明显差异。

史铁生介绍他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短篇小说《没有太阳的角落》，首发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主办的内刊《未名湖》，后改名《角落》公开发表。短篇小说《爱情的命运》，1979年刊发在西北大学文学社《希望》创刊号。他说当时的知青小说，多数是重在写个人在农村遭受的苦难，而他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也写了老百姓生活的艰难，但有一种诗意的温情。史铁生感慨，无论是插队、残疾，还是回到北京后，村里人对他都很关心，因而他对这段岁月心存感恩。他说小说里的白（延川方言，发“破”音，入声）老汉有现实生活原型，其中“那个同学最后从兜里摸出一张十斤的粮票,说是破老汉让他捎给我的。粮票很破,透着油污,中间用一条白纸相连”，这个细节是真实的。这张粮票，他一直保存着，给去他家的许多朋友都看过。史铁生说写这部小说，是回到北京的十年之后，没有事先列出提纲，它类似陕北民歌里的“信天游”，一切都是跟着真实感情走。有的读者评价这部小说从头到尾，以及它的题目，都有一种内在的音乐美，史铁生说他对此感到欣慰。针对有批评家认为《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留有“光明的尾巴”，对此他表示不认同。

围绕评论界对《午餐半小时》的批评非议，譬如指责它脱离“主旋律”，只写灰色现实，描写小人物的庸俗牢骚，嘲讽劳动人民，表露出绝望虚无之类的消极情绪等，史铁生则回应道，其素材直接取自他早年在街道工厂干临时工的生活经历。他选择了几位底层工人，剪辑其人生片段，重在反映普通人生活的不易。他说生活是多样的，没有哪种可以写，哪种不值得写。史铁生说自从双腿致残以后，因为个人行走空间受到严重限制，他就由外转向内在精神世界，并尝试用不同的笔墨反映生活。他认为作家，对生活与创作，都应严肃对待。史铁生讽刺某业余作者，写主人公如厕时忘带手纸，上完厕所后很纠结，不知是用裤子口袋里仅有的10元钱（1984年北京工人平均月工资为90元），还是用手里攥着的单位刚发的劳模奖状当手纸，他认为这样的立意就很庸俗。

史铁生在报告结束之际，颇为深情地感言，他插队时虽然失去了双腿，但同时也获得了很多，他忘不了那里的土地、岁月、乡亲。与史铁生同行的作家兼编辑牛志强，有过简短发言，说他们几个延安之旅的目的，主要是帮史铁生圆回访延安的梦，路途中无论是在火车上，还是行走在延安山川路上，大家都为能帮助史铁生抬一下轮椅而倍感慰藉。史铁生的演讲没有煽情，质朴本色，现场也没有产生什么花边絮语，自是“大音希声”的朴素美。

王安忆：我不是“女权主义”者

王安忆的演讲题目是“我的创作道路”，时间为1990年4月2日下午，地点同在延安大学北阶梯教室，迄今亦未见亲历者的追述。那年王安忆36岁，但已经名气很大，她与铁凝、张抗抗齐名，被誉为女性作家的“三驾马车”，但她创作出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长恨歌》却是十年以后的事。

王安忆能来延安大学做报告，这得感谢幕后“英雄”，他就是延大中文系73级杰出校友、著名作家路遥。1989年风云际会，王安忆也因小说有直白的性描写，被指责为“宣扬性解放”，其《岗上的世纪》甚至被贬斥为“黄色文学”，她因遭遇严厉批评而情绪低落，就想到陕北散心兼采风，事先已与挚友路遥联系好。王安忆是带着路遥写给他的大学恩师、在延安大学中文系代文艺理论课的包永新教授的亲笔信，由包老师联系有关部门领导安排接待的。王安忆来到延大后，与文艺理论、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的几位老师有过交流，并向延大中文系教大学写作课程的韩世琦老师，请教过陕北民歌。当代文学教研室的马泽老师，与王安忆一见面，就握着她的手颇有感触地说，我们搞评论的是靠你们作家吃饭，王安忆则幽默地回应说——作家与评论家，谁也离不开谁，咱们是相依为命。她一步入会场，就一眼认出了坐在前排的延安青年作家高建群，随之笑盈盈地向他挥手打招呼。包老师的主持词特别精彩，他并未拿稿子念，而是即兴发挥。他微笑着说延安往年气候干燥，春天很少下雨，今春近几天却雨沙沙沙，原来是全国著名青年女作家王安忆来延安了。包老师话音未落，大家欢呼声一片，王安忆也嫣然一笑。因为那天正淅淅沥沥下着春雨，包老师巧妙地以王安忆的成名作《雨，沙沙沙》切入，极具机智与风趣，现场气氛瞬间活跃。

王安忆是从她的母亲、现当代著名女作家茹志鹃引入正题的。她说小时候观察到她妈妈搞创作时，总是一个人关着门，老担心他们姐弟三个破坏她的灵感。王安忆说，当时她并不知道什么是灵感，等她也开始写小说，才懂得了她妈妈说这话的心情。王安忆说事实上，在她插队回上海以前，母亲并未有意培养她当作家。她“吐槽”她母亲那一代作家的创作，追求社会价值至上，往往忽视个人情感，总要从男女恋情挖掘出类似《百合花》的“军民鱼水情”时代主题。王安忆认为她的文学创作，与她的淮北插队、文工团阅历以及后来的编辑工作有关，张抗抗和张洁对她的影响非常大，而母亲对她的文学方面的影响实在有限。

王安忆追述，当她在1980年左右，在报刊上阅读到张洁的散文《挖荠菜》《拣麦穗》，当时对她震动很大，原来作家也可以写日常生活，并非一定要选择社会重大题材。她说张抗抗的中短篇小说名作《爱的权利》《夏》《淡淡的晨雾》《北极光》，以及早年长篇小说代表作《隐形伴侣》，直接影响了她对女性心理、爱情、命运的探索，她的“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等，的确是受到了张抗抗的影响。

谈到当时她被誉为“寻根文学”标志性作品之一的《小鲍庄》，王安忆讲这部中篇小说的素材，来自1985年她受《儿童时代》指派，奔赴江苏宿迁采集“小英雄”韩余娟的事迹，这位因保护“五保户”奶奶而12岁不幸遇难的女少先队员，成为小说舍己救人的主人公“捞渣”的原型。她说作为小说的《小鲍庄》，不能流于一味宣传好人好事，因为那就等同于新闻报道。她是想通过主人公“捞渣”遇难后，村民们的一系列私欲膨胀的贪婪行为，审视国民劣根性，其中许多貌似“仁义”的道德行为，本质上则是假仁假义。

末了王安忆谈到，前几年她与母亲茹志鹃出访美国，当地记者总是问她是不是“女权主义”者？她则答复道，自己不是“女权主义”，因为“女权主义”有西方特定的文化背景，但她主张尊重女性，追求女性独立，认同男女平等，未来会继续在创作中探索女性的独立、自由、命运，她后来的《长恨歌》《桃之夭夭》《天香》等，正可以视作对此的“回响”。报告结束后，马泽老师陪同王安忆、随行者林华（《现代家庭》副主编），游览了杨家岭、宝塔山、清凉山、杜甫祠等，随后又奔赴安塞、榆林等地采风。

莫言：我怎么就像一个土匪

关于莫言的个人创作专题分享，北京大学“三角地”提前贴出了海报：“从《红高粱》到《酒国》：著名作家莫言来北大演讲”，时间是1992年11月18日晚，地点在电教楼一楼报告厅，主办单位：北京大学学生会。我当时在北大中文系进修，看到海报充满期待，那天黄昏时天空落着小雨。

莫言身着绿色军装，手拿话筒，意气风发地站在舞台中间。开场白就很煽情，笑谈北京大学是他从小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当年没考上北大非常遗憾，没想到今天能来到这里，又是受邀以登台演讲的方式，感到既幸福，同时又有点紧张，这几句话瞬间赢得了北大学子的热烈掌声。紧接着他侃侃而谈，介绍了他的故乡山东高密的风貌世情，追忆自己早年放羊时喜欢读《聊斋志异》，叙述后来的军旅生涯，以及《透明的红萝卜》《蒜薹的愤怒》《红高粱》《酒国》的创作情况。他说许多读者对《红高粱》都是先看电影，然后再读小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红高粱》在国内外获大奖，迅速提高了这部小说与作者的知名度。此后出差买火车票与飞机票，只要自己告诉售票员《红高粱》是他写的，对方马上就很热情。

莫言说阅读老一代部队作家的战争文学，他主要是学怎么打枪，而他的创作观念、艺术手法、审美追求等，则与他们差别很大。莫言说有学者评论他的小说，用了一个生理学术语“宣泄过度”，并认为此种狂欢叙述，容易造成读者的审美疲劳，对此他不置可否。他说福克纳与马尔克斯是他最偏爱的两位外国作家，他家里的床头、沙发、厕所等，到处放着《喧哗与骚动》与《百年孤独》。莫言随即又戏说道：哪位作家的小说，如果能被他放进厕所，供他在上厕所时随手翻阅，那绝对是对这位作家的最高礼遇。因此作家本人，如果知道这件事，不应该感到生气，反而应该感到自豪，感谢我莫言对他的酷爱。

最精彩的是现场互动环节，有学生问你喜欢海明威吗？莫言说海明威当然是世界著名作家，他的《老人与海》1954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品风格追求“电报”式的简洁，但我个人对他的确不喜欢，但这丝毫不影响海明威的伟大。有位女同学对莫言发问：你的小说有的场面描写血腥，渲染暴力，对性的描写有点露骨，想问一下你的小说，敢拿给你的妻子读吗？这个问题有点棘手，莫言显然不愿直接回答，他就笑呵呵地避实就虚回答道，说他爱人从来不看他的小说，她认为自己丈夫写的小说，都是在胡编乱造。

可能是因为莫言对该问题的回答有“耍滑头”之嫌，这时前排有位女同学突然站起来，颇带挑衅意味地说，我看你像一个土匪！莫言未预料到她攻势如此凌厉，也显然被对方给激怒了，如果此时他是坐着，想必一定会名副其实地拍案而起。莫言顿时满脸愠怒，用手指着这位提问者说，你怎么能说我像一个土匪？我骑着自行车，在夜色里顶着寒风淋着雨，从解放军艺术学院到北大来，十多里地用了半个多小时，我哪一点像土匪，你是北大的学生，怎么会说出这样没礼貌的话。这时主持会议的学生干部，因担心场面失控，导致演讲无法再进行下去，赶紧抢过话筒对莫言安抚说，请莫言老师不要生气，刚才这个同学的发问有点尖锐，北大学生历来的提问都非常直率，希望不要对莫言老师的自尊心造成伤害。

后边学生还有哪些提问，莫言又是如何回答的，我记不清了。只记得讲座结束后，同学们纷纷围上去，拿着提前买好的莫言的小说，或者自己的笔记本，请莫言签名题字。莫言的这次演讲，北大中文系1990级校友朱家雄，在他的《未名湖畔的青春》一书中有片段叙述，只是偏重抒情，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把它与我此处的实录“对读”。

这三位作家的创作谈，风格内容有别，但“各有其美”。“昨夜星辰昨夜风”，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场许多精彩画面，我至今记忆犹新。史铁生、王安忆、莫言的演讲，的确刷新了我的认知，让我从此明白，原来作家不仅能写，而且也有特别会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