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2026年第9期 （总第433期）

导语：纵观狄仁杰的一生，他毋庸置疑是千古流芳的一代名臣，辅政安民、匡扶社稷、延续唐祚，功绩彪炳史册。在今天大众的固有认知中，他更是近乎完美，毫无瑕疵。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身处封建官场的滚滚洪流之中，现实中的他怎么可能真正毫无缺憾？

文 / 静尧

狄仁杰一生宦海浮沉，为官数十载，举贤荐良，心系社稷，以民为本，堪称中流砥柱。《新唐书》曾给予他极高的赞誉：“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然而，历史在洗去尘埃的同时，也常留下耐人寻味的伏笔。作为一个生活在封建时代的官员，难道他的一生当真如白璧无瑕，没有任何污点吗？

深耕史料典籍，我们或许能解锁不一样的狄仁杰。这一次，不妨让我们也客串一回“神探”，去探寻狄公那些不为人知的过往。

一

狄仁杰为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根据两唐书的记载，他的仕途其实是从汴州（今河南开封）开启的，而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在家乡任职，是担任“并州法曹参军”——这是一个掌管当地刑狱、司法与治安的官职。

然而，《新唐书·魏玄同传》中的一段记载，却揭开了狄仁杰在家乡任职期间不为人知的经历。该传记记载：“先是，狄仁杰督太原运。”意即狄仁杰曾负责督办太原一带的粮草运输。而紧随其后的四个字，则显得有些触目惊心，险些成为他仕途的灭顶之灾：“失米万斛。”这意味着，由于某些尚未查明的原因，狄仁杰在任内竟然弄丢了上万斛大米。

需要说明的是，这段只言片语的记录仅出现在《新唐书·魏玄同传》中，无论是《旧唐书·魏玄同传》还是狄仁杰本传，均对此事只字不提。鉴于此，不少历史研究者认为，《新唐书》在撰写这段过失时，疑似存在细节上的缺漏，或是采用了春秋笔法。

根据《新唐书》的表述，整个事件的走向是这样的：狄仁杰失米万斛，大臣魏玄同及时出面营救了他。而当时的酷吏周兴对此事并不知情，“数于朝堂听命”，千方百计地想要寻隙将狄仁杰置于死地。魏玄同于是再次周旋，赶走了周兴（当然，这也导致了周兴对魏玄同心生怨恨）。

史官记载这段往事，本意也许是为了凸显武周时期酷吏当道，肆意构陷忠臣的乱象，同时彰显魏玄同仗义护友、保全良臣的胸襟。但抛开叙事初衷，我们必须客观承认：“失米万斛”绝非轻微过失，在古代，粮草维系国运民生，损耗巨额官粮属于足以论罪重罚的重大失职。

我们大可以参照唐代同类案件的处置标准。唐朝中期的大和年间，白居易曾上奏过一起陈年旧案。该案的原委可追溯到德宗贞元二年（786年），当时一位名叫邓琬的粮官，负责将湖南、江南等地的糙米运往杭州，押运途中突逢变故，近七千石粮食全部腐烂变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属于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但按照唐律，邓琬等人必须按数赔偿。由于米粮数量巨大，邓琬即便是变卖家产也无力偿还。

最终，朝廷将邓琬打入死牢，不但多次大赦天下都未能将其释放，更残酷的是，还连带收监了邓琬的父亲、兄弟直至元孙辈，一家几代人前后被关押了长达二十八年，直到大和五年（831年）因白居易上奏陈情，此事才得以被重新翻查。

《太平广记》中也记载了唐玄宗年间的同类案例。天宝年间，泾县县尉马子云押送粮食前往京师，途经淮水时遭遇大风导致行船沉没，损失官米达上万斛。马子云同样被关入大牢，收监五年后才侥幸遇赦获释。

表面上看，马子云似乎比邓琬幸运得多，但《太平广记》随后的笔锋却陡然一转：“（马子云）因逃于南陵山寺中，常一食斋。”既然已经“遇赦得出”，马子云为何还要隐姓埋名逃往寺庙出家？究其原因，官府即便免除了他的刑罚，但那笔数额惊人的赔偿却依然如影随形。马子云走投无路，只能选择躲进寺庙以逃避债务。

二

反观狄仁杰所处的武周时期，武则天大力任用酷吏，朝堂吏治严苛、法网酷烈。《新唐书》明确记载，狄仁杰此次粮运失事，“将坐诛”，足以见得这场过失险些让他性命不保。毋庸置疑，“失米万斛”是狄仁杰波澜壮阔的官宦生涯中，无法抹去的一大污点。

狄仁杰一生以慧眼识人、举荐良才而著称，但魏玄同的例子证明，在政治的泥潭里，他也曾屡次得到其他大臣的庇护与提携。比如，另一位重臣娄师德，也曾对狄仁杰有过大力荐举之恩。

娄师德与狄仁杰同岁，但他入相的时间早于狄仁杰。在娄师德执掌相位期间，狄仁杰尚且是他的副手。然而，史料中记载的狄仁杰，对这位上司的态度却有些微妙，甚至曾试图排挤他。

及至狄仁杰自己也如愿登上相位，还屡次想方设法将娄师德排挤出朝廷核心圈。《新唐书》对此有明确记载：“及同列，数挤令外使。”

为了调停这两位重臣的矛盾，武则天特意找来狄仁杰，试探性地问道：“你觉得娄师德这个人称得上贤德吗？”

狄仁杰不以为然地回答：“为将谨守，贤则不知也。”狄仁杰言下之意非常明显：娄师德不过是一个谨慎的守边将领，至于“贤明”二字，恐怕谈不上。

武则天随即再问：“娄师德可否识人善任？”

狄仁杰这次更是斩钉截铁地表示，他不认为娄师德具备知人善任的眼光。听到这里，武则天这才微微一笑，亮出了底牌：“我之所以能够任用你为宰相，正是由于娄师德的极力举荐。以此来看，他确实是懂得识人的。”

如果说狄仁杰在贵为宰相之后，尚且对娄师德如此“不留情面”，那么我们有理由推测，当他还在娄师德手下任职时，可能也少不了在背后施展一些阴招与手段。而武则天作为他们的最高领导，展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仅用两个问题就彻底戳破了狄仁杰的“小算盘”，羞得狄仁杰无地自容。

提及娄师德，世人最先想到的便是成语“唾面自干”（意思是别人朝你吐口水，别擦，笑着等它晾干）。世人多以此典故嘲讽他隐忍退让、过于怯懦，殊不知，史料记载娄师德“专综边任，前后三十余年”，一生抵御外敌、稳固边防，战功卓著、劳苦功高。他的忍让完全是出于大度宏阔的个人品行，而与胆小懦弱毫无关系。

那么，唐朝本朝的知识分子，又是如何评价娄师德与狄仁杰的呢？

《朝野佥载》的作者张鷟，仅仅比狄仁杰年轻约30岁。他曾在自己的著作中，以“一问一答”的犀利方式评价过武周时代的政坛风云人物。

提及娄师德时，张鷟可谓极尽溢美之词：“直而温，宽而栗，外愚而内敏，表晦而里明，万顷之波，浑而不浊，百练之质，磨而不磷，可谓淑人君子，近代之名公者焉。”然而，当他的笔锋转而指向狄仁杰时，字里行间却突然变得微妙起来，隐隐用起了含蓄深沉的“春秋笔法”……

三

张鷟在书中评价狄仁杰道：“粗览经史，薄闲文笔，箴规切谏，有古人之风。剪伐淫祠，有烈士之操。心神耿直，涅而不淄，胆气坚刚，明而能断。晚途钱癖，和峤之徒与？”

首先，张鷟高度认同狄仁杰具备刚正不阿、诤言敢谏、行事英明果断的宰相风范，但也顺带指出了狄仁杰“粗通文史”的小缺点。考虑到今天狄公的书法真迹再次惊艳世人，当年怎么能算“薄闲文笔”呢？或许是张鷟作为文人要求过高，我们姑且视之为文人的苛责。

但真正令人扎心的，是张鷟最后落笔的那句论断：“晚途钱癖，和峤之徒与？”和峤是西晋时期的一代名臣，史称“和氏条畅，堪施大厦”，能力极强。但和峤有个天下皆知的毛病——爱钱如命，吝啬异常。张鷟将狄仁杰与和峤并列，在承认他政治才华的同时，明确指出狄仁杰晚年有爱钱成癖的贪吝之举。这番评价背后的“弦外之音”，确实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空间。

由于张鷟与狄仁杰的生命轨迹在时间上有很大交集，他的这番言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社会一部分舆论对狄仁杰的真实看法。

可与此同时，狄仁杰又被后世尊为“国老”，备受尊崇，这一美誉又从何而来？

最早称狄仁杰为“国老”的，大约是中唐诗人张祜。他在读完相传为李邕所作的《狄梁公传》后有感而发，写下过一首诗，其尾联云：“上保储皇位，深然国老勋。圣朝虽百代，长合问王孙。”

由此可见，“国老”的称谓大概率是张祜等后世文人为其冠上的。通读《旧唐书》与《新唐书》，均没有直接称狄仁杰为“国老”的记录。这一称谓最早见于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据司马光记载，在狄仁杰去世时，武则天曾痛心疾首地惊呼：“天夺吾国老何太早邪！”

但仔细推敲，武则天比狄仁杰年长6岁，且贵为帝王，在上对下的语境中，一个年长且地位至高无上的君主，尊称一个比自己年轻、地位低于自己的臣子为“老”，在封建礼制中确实显得有些违和。因此，我们有理由推论，狄仁杰“国老”的身份或许并非武则天的当面亲许，更有可能是后世史家与文人在追述其匡扶唐室的功勋时，逐渐衍生并固化下来的尊称。

纵观他的一生，狄仁杰毋庸置疑是千古流芳的一代名臣，辅政安民、匡扶社稷、延续唐祚，功绩彪炳史册。在今天大众的固有认知中，他更是近乎完美，毫无瑕疵。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身处封建官场的滚滚洪流之中，现实中的他怎么可能真正毫无缺憾？

深挖这些散落于史料中的“黑料”，挖掘他的人生污点，并非要否定狄公的盖世功绩，而是为了褪去后世赋予他的层层滤镜。正是这些不完美的过往，让这位家喻户晓的“狄胖胖”，变得更加真实、立体、鲜活，也让我们得以看见一个有血有肉的千古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