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文物：文明交流的见证者

　　古丝绸之路开创性地打通东西方大通道，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的流通、科技的传播、多元文化的碰撞。陕西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这条横贯欧亚的文明长廊，让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汇聚交融于此，铸就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璀璨丰碑。

　　当地时间6月17日下午，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在阿斯塔纳独立宫举行。今天，让我们通过陕西8件代表性丝路文物，一同领略那辉煌灿烂的文明交流盛景。

唐三彩载乐骆驼俑

丝路漫漫妙音传

唐三彩载乐骆驼俑

　　骆驼站在长方形底座上，仿佛在引颈长鸣。驼背上架一平台，铺有色彩斑斓的毛毯，上方共有8位乐队成员。其中7位男乐手身着汉服，手持不同的乐器，面朝外盘腿坐着演奏，中间站立的一位女子正在歌唱。显然，这是一个流动乐队。

　　这件文物便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唐三彩载乐骆驼俑，1959年6月下旬出土于西安市西郊中堡村的一座唐墓中。这匹灵动的骆驼，搭载着“唐潮”乐队，进行“巡回”演出。

　　这件载乐骆驼俑表现了一个以驼代步、歌唱而来的巡回乐团群像，乐团中有主唱、有乐手，神态各异。普通人坐在高高的骆驼背上都有点心惊肉跳，而乐队成员却在驼背平台上或唱或奏，个个神态坦然。

　　7位男乐师头戴幞头，身着圆领窄袖长袍，面朝外盘腿而坐。中间的女歌手，梳着唐朝妇女典型的发型，身穿高束腰的长裙，神态优雅、自信。整件作品人物形象生动鲜活，骆驼显得格外神气。

　　“驼背上所载的8位成员，从面貌上看都是汉人，但7位乐手手中所执的乐器既有中原的乐器，也有从西域传来的乐器。例如，笙、箫、排箫、拍板是中原的传统乐器，琵琶、箜篌、横笛则是西域传来的乐器，有学者认为这应该是流行于开元、天宝年间的胡部新声。”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贾煦晨说。

　　胡部新声是唐代的少数民族乐舞传至河西地区，经汉人改造，并融合汉族乐舞的特点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乐舞形式。唐人有着宽广自信的心胸，善于学习外来文化，并将这些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会贯通。

　　唐代文化艺术繁荣、制作工艺发达，给了工匠更多艺术创作的空间。工匠的自信，又通过载乐骆驼俑等一件件作品表达出来。

　　“这件文物为我们研究盛唐时期的音乐、歌舞，尤其是西域乐舞对中国的影响等提供了重要资料。”贾煦晨介绍，“陕西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从汉朝到唐朝，见证了这条道路由开创走向繁荣。特别是到了唐朝，丝路贸易带来更多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

　　直到今天，当我们观赏这支驼背上的乐队时，耳边似乎回响起盛唐时优美的歌声和动人的旋律。

镶金兽首玛瑙杯

俏色玉雕来通杯

镶金兽首玛瑙杯

　　1970年10月，在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的一处建筑工地，工人在挖地基时意外发现两个装满金杯银碗的陶瓮和提梁罐。

　　经过清点，这批后来被称为“大唐遗宝”“何家村遗宝”的文物，包括近千件(组)金银器、玉器、贵重药材、中外钱币等。这批文物数量大、工艺精、品类多、价值高，且带有浓重的时代特征和异域文化因素，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产生的多元艺术风格。

　　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2002年出台的《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上，镶金兽首玛瑙杯位列其中。

　　镶金兽首玛瑙杯通高6.5厘米、长15.6厘米，远观犹如兽角，前端刻画牛形兽首，兽嘴部镶金盖。牛形兽首双目圆睁，凝视前方。宽大的杯身与栩栩如生的兽首浑然一体，连接成弯角状，因此，镶金兽首玛瑙杯不像常见的饮酒器一样平放，而是“横卧”在特制的凹槽中。

　　镶金兽首玛瑙杯的玉石原料是罕见的缠丝玛瑙。工匠在设计镶金兽首玛瑙杯的造型时，充分考虑了缠丝玛瑙的纹理特征，让俏色纹理和杯子造型巧妙结合，使镶金兽首玛瑙杯灵动流畅、造型独特。这件迄今所见唐代唯一一件俏色玉雕，反映了唐代高超的制玉工艺水平。

　　镶金兽首玛瑙杯的原型来源于西方，希腊人称之为来通杯。希腊的克里特岛在公元前1500年之前已出现这种造型的器物。当时，人们相信来通杯是圣物，用它饮酒能防止中毒。来通杯常用于礼仪和祭祀活动。后来，这种造型的酒具传入亚洲，通过丝绸之路经中亚传入西域。

　　我国境内时代最早的来通杯发现于新疆和田约特干遗址，时代约在公元3世纪或公元4世纪。公元6世纪，来通杯开始在内地出现。依据材质、造型判断，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一件来自西域的器物，也可能出自居住在长安城的粟特工匠之手，亦有可能是唐代工匠学习外来工艺后的产物。据专家推测，镶金兽首玛瑙杯大概率是皇室贵族的观赏之物。

　　《旧唐书》有“开元十六年大康国献兽首玛瑙杯”的记载，可见有的兽首玛瑙杯是从西域直接传入唐朝的。

　　“来通杯和玛瑙经丝绸之路传入唐朝，唐朝工匠将中华的审美理念融入其中，用质地温润的玛瑙为素材，镶金加以点缀，创造出兼备中外工艺之美，且独具唐代风格的镶金兽首玛瑙杯。”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贾煦晨介绍。

鎏金铜蚕

千年丝路上的文化瑰宝

鎏金铜蚕

　　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特别提到了珍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鎏金铜蚕”。这只铜蚕历经2000多年风雨，向人们讲述着关于丝绸之路的珍贵历史信息。

　　1984年，石泉县农民谭福全在池河岸边挖了一个两米多深的沙坑淘取沙金，在沙坑里发现了一枚和真蚕大小一样的金属蚕。这只蚕通体鎏金，熠熠生辉，造型逼真。经过专家鉴定，这只蚕制作于汉代，虽然长度只有5.6厘米，但9个腹节制作得极为精细。

　　蚕自古以来就有财富和奉献的美好寓意。“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就是对蚕的吟诵。再加上古人发现蚕从幼虫到最后破茧的过程十分神奇，便赋予蚕奉献、新生等寓意。在宝鸡茹家庄、竹园沟的西周方国墓葬中都曾出土过玉蚕。《史记》《汉书》也记载，秦始皇帝陵随葬有“金蚕三十箔”。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桑、养蚕和生产丝织品的国家。中国丝绸的起源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仰韶文化时期，人们已经开始养蚕并制作丝绸。相传黄帝的妻子嫘祖最早发明了养蚕缫丝技术，甲骨文中也有蚕、桑、丝等文字。在先秦时期，关中地区的蚕桑业就已经十分发达。到汉代，长安生产的丝织品颜色鲜艳，花纹多样，质量上乘。发现鎏金铜蚕的石泉县位于秦岭南部，气候温暖湿润，非常适合蚕桑业的发展。

　　石泉县养蚕业自古兴盛。石泉县兴桑养蚕的历史可追溯到西周时期，距今已有2700多年。据《石泉县志》记载，汉代时此地的养蚕、缫丝业达到高峰。大的作坊均为官府经营，织工多达数千人，生产的丝织品颜色鲜艳、花纹多样，做工极为精致。石泉丝绸很可能沿着子午古道运往长安并远销西域。

　　这件小巧的器物可以说是汉代丝绸业和丝绸之路的重要象征和实物见证，也体现了丝绸在中国古代中西方贸易中的重要地位，见证了古丝绸之路的辉煌历史。

　　如今，石泉县依然是西北地区蚕桑大县。石泉县产的蚕丝以色泽鲜润、软亮轻柔、质地精良而闻名海内外，被授予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石泉县依托鎏金铜蚕创新推出“丝路之源”IP，加快建设金蚕小镇，建成明星村万亩桑海农文旅融合示范区，开发桑叶茶、蚕丝被等60余种衍生品，蚕桑产业链产值突破20亿元，当地群众通过农文旅融合发展实现增收。

窦师纶墓志

讲述陵阳公样的传奇故事

窦师纶墓志

　　唐朝初年，随着丝绸之路的繁盛，西域各国的工艺品源源不断传入长安。丝织工艺家窦师纶看着波斯、粟特等地的装饰纹样，灵感迸发，将之与本土艺术结合，创造出陵阳公样。这种繁而有序、色彩奇丽的纹样很快引起宫廷的热烈追捧，更沿丝绸之路东传日本，西入波斯，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

　　6月11日，在西安碑林博物馆，不少游客驻足在窦师纶墓志前。志盖为篆书，志文为楷书。细读志文，窦师纶的一生如画卷般缓缓展开。

　　志文中记载：“公讳师纶，字希言，扶风平陵(今陕西扶风县)人也。”据史料记载，窦氏一族源自北魏名门望族，在工艺营造方面有传承。窦师纶的父亲窦抗曾主持建造一座5层大木塔，并以金箔、碧玉装饰，在唐武德元年受封将作大匠。出身士族，从小接触工艺营造，为窦师纶打下了很好的美学基础。

　　隋朝末年，李渊在山西晋阳起兵反隋，窦氏一族积极响应并立下大功。唐朝建立后论功行赏，窦师纶获封陵阳郡开国公，并被派往益州任大行台检校修造，主管朝廷的丝织物。

　　益州即今天的四川一带，是蜀锦的原产地。蜀锦历史悠久，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顶级商品，以色彩明艳、织纹精细、花型饱满闻名，与云锦、宋锦、壮锦合称中国四大名锦。

　　窦师纶开始潜心研究纹样，在蜀锦与其他传统锦缎基础上引入波斯锦的设计理念，将波斯锦中的鹿、野猪等中亚文化元素替换为龙、凤、麒麟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并成对出现。他弱化波斯锦联珠纹外沿圆圈图案，改为花草纹、宝相花纹等中国传统纹样。于是，一个个外圈花团锦簇、中间鸟兽争鸣的特色纹样被创造出来。正如唐代诗人卢纶诗云：“花攒骐骥枥，锦绚凤凰窠。”因窦师纶被封为陵阳郡开国公，于是人们便将这种纹样称为“陵阳公样”。

　　志文中“焕矣乎，亦文物之奇观也”的意思是，多么光彩夺目啊!这真是文物中的奇观!“文物”在这里指丝织艺术品。这是对窦师纶在当时织锦领域所作开创性贡献的称颂赞美。

　　陵阳公样作为唐代艺术设计的典型代表，充分彰显了唐朝时期兼容并蓄的文化气度，其艺术范式对后世工艺美学及周边国家的纹样体系均产生了深远影响。陵阳公样在其他艺术，如铜镜、金银器、唐三彩、壁画上也得到了广泛应用，不仅装点了文物，还为人们带来了美的享受与文化的熏陶。

张弼墓志

填补丝路史料空白

张弼墓志

　　在横贯欧亚的古丝绸之路上，曾有无数使者、商人、传教士来往奔波。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在历史的滚滚长河中留下名字，而少数幸运者恰好被铭刻在一方方碑石墓志之上。西安碑林博物馆近日推出“丝路石语——中古碑志与丝绸之路展”，通过碑石倾诉丝路往事。其中，“张弼墓志”为我们揭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故事。

　　6月15日，两名游客驻足于张弼墓志前研读志文。志文为楷书，字迹清晰。仔细阅读发现，墓志主人张弼曾在唐代初年出使西域30国，行程4万里。初唐时期完成此等壮举，在传世史料中却没有任何记载。这方墓志的现世，补充了丝绸之路历史研究的重要史实。

　　张弼何许人也?在墓志上，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据志文介绍，张弼家族成员曾在北魏、北周等王朝有仕宦经历。出生在如此大的家族，张弼从小得到了非常好的教育。他不仅博览群书，贯通儒家经典，还深研兵法，精通谋略。

　　贞观元年，李世民对张弼委以重任，派他出使西域。张弼西出长安，长途跋涉，到达西突厥所控制的粟特地区(今乌兹别克斯坦及附近国家部分区域)与吐火罗斯坦(今阿富汗及附近国家部分区域)等地。

　　隋末唐初的动荡使中原与西域的往来受到严重阻隔。彼时，中原王朝对西域的了解停留在20余国。而张弼的足迹遍布30个西域国家，其中的许多国家此前从未与唐朝建立联系，甚至未被知晓。张弼的出使极大地拓宽了中原地区的人对西域版图的认知。

　　在张弼出使西域的6年时间中，西突厥、高昌、吐谷浑、何国、康国等多个国家遣使向大唐朝贡。志文中记载，张弼出使西域有“料地形之险易，觇兵力之雌雄”的目的。

　　在张弼回来的贞观六年，唐朝改变了对西突厥内战的中立态度，立伊州(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附近)为唐朝的直辖州郡，同时与焉耆(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回族自治县附近)建立了密切关系。由此可推断，张弼完成了搜集西域各国地形、军事情报的使命。这些情报对当时中央政府做出战略决策产生了较大影响。

　　志文写道：“太宗临轩，有怀定远;召公将命，追美凿空。”意为唐太宗追慕定远侯班超的功业，召见张弼，希望其完成像张骞“凿空”西域一样的壮举。

　　无论是西汉的张骞、东汉的班超，还是唐朝的张弼、明朝的郑和，在古丝绸之路上，他们如闪耀的星辰，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唐三彩腾空马

穿越丝路的文明使者

唐三彩腾空马

　　在西安博物院的玻璃展柜中，射灯的光倾洒而下，为唐三彩腾空马镀上一层光晕。骑马的少年意气风发，骏马腾空跃起。少年似被按下暂停键的追风者，以骄傲的姿态跨越千年时光。

　　6月12日，不少游客在西安博物院观赏唐三彩腾空马。马上的少年脸庞圆润，高鼻深目，头发中分。他身着一袭蓝袍，袖口卷起，露出小臂结实的肌肉，腰系革带，足蹬长靴，一副标准的胡人形象。

　　腾空的骏马体态壮硕，马头方直，耳如削竹，目似铜铃，脖颈粗壮，鬃毛短劲。马尾经过人工精心编织，干净利落。骏马四蹄腾空，前蹄高高扬起，仿佛下一秒就要挣脱地心引力，向着远方奔腾而去。

　　唐人爱马，艺术作品中经常出现马的形象。“古代大部分工艺品中马的形象都是四蹄站立的，然而工匠在制作这件作品时，却创造出一个少见的四蹄腾空的马的造型，展现出马的动态美感。”西安博物院数字与信息部副部长李谦介绍。

　　少年身上大面积的蓝色釉，历经千年岁月，依然闪烁着珍珠般的光泽。蓝色釉在唐三彩中非常珍贵，因为制作时需要使用金属钴。在唐代，这种钴蓝釉料主要依靠波斯商人经丝绸之路带入中原地区。少年身上的蓝袍就是跨越万里、中西技术交流融合的见证。

　　马背上有一白、绿、黄三色相间的囊袋，里面装的是什么?胡人少年从哪里来?要去往何方?

　　这些未解之谜留给人无限遐想。或许他正一路向东，奔赴繁华的长安，渴望“一日看尽长安花”;或许他正在快马加鞭，返回西域的城邦，迫不及待地想分享长安的故事。唐三彩腾空马定格的不仅是一个瞬间，还是一个时代的交流与碰撞。

　　这是一个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时代。在长安东市、西市，胡商与汉商的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满载丝绸、茶叶的驼队，沿着丝绸之路蜿蜒西行;波斯的金银器、大食的香料，随着货船涌入大唐。唐三彩腾空马也作为“大唐名片”远销海外，成为传播中华文明的友好使者。

　　如今，唐三彩腾空马所承载的开放包容、交流互鉴，依然激励着人们跨越国界、文化，续写新的文明交融篇章。

史君墓石椁

民族融合的见证

史君墓石椁

　　在西安博物院地下展厅，一座石椁静静伫立，这就是史君墓石椁。

　　史君墓石椁造型采用中国传统房屋样式，四周精美的浮雕，生动展现出粟特人的风俗习惯。石椁融合了东西方文化元素，是民族融合的珍贵见证。

　　“注意看，石椁门楣上方的铭文是用粟特文字与汉字撰写的。这种形式的铭文，在全世界的粟特语考古文献中极为罕见。”6月13日，西安博物院数字与信息部副部长李谦介绍。

　　这是一座北周时期的夫妻合葬墓。石椁长2.46米，宽1.55米，高1.58米，整体为歇山顶式的殿堂式建筑，由底座、中部墙板、椁顶出檐和屋脊四大部分构成。

　　石椁上的铭文虽已斑驳，却依旧可以辨认出“史国人也”四字。铭文寥寥数语，宛如一把钥匙，有助于了解墓主的身世。

　　史君，一位来自西域史国的粟特人。

　　粟特人善于经商，自东汉起便频繁往来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穿越沙漠，走过草原，成为东西方交流的重要桥梁。史君就是其中的一员。他追随商队，沿着丝绸之路向长安进发。

　　当时的长安，不仅是政治、经济中心，还是多种文化交流融合的中心。胡人在这里可以自由地参政、贸易。

　　据铭文记载，史君定居长安后，被授予凉州萨保身份，萨保本意指商队首领。当时，中央政府设萨保一职，是为了有效管理粟特聚落。可以看出，史君在定居长安后很快便利用自己的经商才能站稳脚跟，并做出了一番功绩。

　　通过石椁上的浮雕，我们可以窥见史君在长安生活的一些场景。

　　石椁北壁浮雕共有5幅。有商队进行贸易活动和休息的场景;有男女主人在家中宴饮与观赏歌舞的场景，画面中有起舞的男子;有男女主人在树木繁盛的水边骑马出行的场景;有男女主人与宾客在葡萄园宴饮的场景，成熟的葡萄园中有两条椭圆形毯子，男主人举杯畅饮，女主人与客人亲切交谈。

　　这可能是垂垂老矣的史君回想起与妻子相遇、相知、喜结连理的美好记忆，让工匠们将其刻于石椁，永久留存。

　　浮雕除了记录史君美好的记忆，还体现出浓郁的粟特民族特点。无论是高鼻深目的守门神、点燃圣火的祭祀，还是飞天落难、祷告神明的场景，都为我们研究粟特文化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石椁静立展厅，向千年后的世人讲述着这个文化交流的故事。

鎏金摩羯鱼三足架银盐台

制作精良的宫廷茶具

鎏金摩羯鱼三足架银盐台

　　6月12日，法门寺博物馆内，一套制作精美的唐代宫廷茶具吸引许多游客驻足观看。这套茶具包括焙炙器、碾罗器、贮茶器、储盐器等器物。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级别最高、最完整的唐代宫廷金银茶具。其中一件外形似莲花的器物十分精巧，是这套茶具中的储盐器——鎏金摩羯鱼三足架银盐台。

　　“这套茶具1987年出土于扶风县法门寺地宫。”法门寺博物馆宣传教育科副科长马钊介绍，“茶具制作精美，用法与《茶经》所记互为印证，向我们展示了唐代人吃茶的仪式感。”

　　鎏金摩羯鱼三足架银盐台通高27.9厘米，盘面直径16.1厘米，重564克，以白银为原料，由台盖、台盘、台架3部分组成。

　　三足架上錾刻的文字，标明了银盐台的制造时间、制造单位、焊接工艺、产品编号和重量等。“从錾文得知，鎏金摩羯鱼三足架银盐台是咸通九年由文思院打造的。文思院是晚唐时期专为皇室制造金银器的宫廷作坊。”马钊说，“法门寺地宫文物出土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作为金银器制作机构的文思院源于宋代。法门寺地宫发掘出土的文物表明，至少在唐代晚期就已经有职能相同的文思院了。”

　　鎏金摩羯鱼三足架银盐台上5条栩栩如生的摩羯鱼，使银盐台更加灵动。

　　唐代丝绸之路的畅通，造就了中外文化交流的繁荣。这一时期的金银器深受中亚、西亚地区文化的影响。在古印度神话中，摩羯鱼是一种长鼻、利齿、鱼身、鱼尾的动物。摩羯鱼元素传入中国以后，与我国的龙文化和鱼文化相互融合，演变为长着双翼的鱼龙形象。在唐代，摩羯鱼纹饰寓意吉祥，被大量用于金银器的装饰中，反映了唐代多元文化在中国的融合和创新。

　　《茶经》记载，唐代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唐宋时期以团饼茶为主，亦称团茶、饼茶、片茶。在煮茶过程中，调盐可以提味增香，鎏金摩羯鱼三足架银盐台正是为盛盐所制。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数千年来，茶树的种植技术不断革新，使茶叶产区得以持续拓展，茶叶的种类日益繁多。茶的制作与饮用方式也在经历着不断的变革，逐渐被赋予新的文化内涵。（来源：陕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