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 故宫国宝曾迁徙陕西

　　抗战时期，故宫国宝为防日寇掠夺，曾分南中北三路迁徙四川大后方。1938年春，北路运送的故宫国宝，经宝(鸡)汉(中)公路运抵汉中存放，与汉中结下一段不解之缘。

　　故宫国宝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清王朝政府宣布退位。紫禁城——中国皇权标志的这座世界上最庞大、最豪华的宫殿本应全部收归国有，但临时革命政府拟定的《清室优待条件》规定，逊帝溥仪被允许“暂居宫禁”，即紫禁城后部的“后寝(内廷)”。临时革命政府还决定，将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和盛京(沈阳)故宫的文物移至故宫前半部的“前朝(外朝)”宫殿，1914年，临时革命政府成立了古物陈列所。

　　溥仪栖居宫内，一直与亡清残余势力图谋复辟，且以赏赐、典当、修补等名目，从宫中盗窃大量珍宝文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严重关注。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组织摄政内阁，修改对清皇室优待条件，将溥仪逐出宫禁，接管了故宫。同时成立“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清理清皇室公、私财产及处理一切善后事宜。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正式开院，经历了民国乱世，至1928年10月，迎来了所谓的“鼎盛时期”。但好景不长，不过3年，故宫国宝厄运降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我国东北后，不时在长城外制造事端，大有随时入侵平津之势。北平一旦沦陷，故宫博物院不是遭战火破坏，便是馆藏珍宝被劫掠。出于保全国宝的考虑，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向政府递交报告，拟将国宝南迁上海，并通过了6万元费用预算。行政院批复核准，理事会于是开始了南迁的准备。理事会还做出议决，南迁以故宫精品为主。确定了这一原则后，从1932年秋开始登记、装箱。为不使运输过程中振动碰撞而损坏，工作人员拜古董商为师学习包装技巧。每装好一箱，即贴上封条，写上编号。历时半年，装箱完毕，共计19557箱。

　　当时故宫准备南迁的珍宝，计有书画9000余幅;瓷器7000多件;铜器、铜镜、铜印2600多件;玉器无数。宝贵的文献就装了3773箱，包括皇史宬以及内府珍藏的清廷各部档案和明、清两朝帝王的实录、起居注等，还有太平天国的档案史料。其中一套内阁大库档案红本，是清乾隆五年起到光绪二十四年止，中间没有间断的历史文献。另外还有四库全书以及各种善本、刻本。贵不可言的是一本《陀罗尼经》五代时刻本，它是当时国内发现的最早的印刷品之一，刊印于公元975年，是杭州雷峰塔倒塌后在塔内发现的。文物中最笨重的是国子监的十个石鼓，这是我国最古老的石刻，上面刻着战国时代的故事。这些石鼓以其被发现时的地址、朝向命名，称为“陈仓十碣”或“岐阳石鼓”，是在唐朝初年发现，后来被金兵劫掠到北京的。

　　国宝南迁

　　1933年1月1日，日军进犯山海关，3日，山海关沦陷，平津风声鹤唳。时不待人，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计划启动。是年2月至5月，故宫国宝1.3万余箱从北平陆续运抵上海。1936年8月，南京朝天宫库房建成，同年12月，故宫国宝被运抵南京。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存放在南京的故宫国宝开始分为三路转移。南路的线路为南京至汉口至桂林至贵阳至安顺，最后到巴县;中路的线路为南京至汉口至宜昌至重庆至宜宾，最后到乐山;北路的线路为南京至徐州至郑州至宝鸡至汉中至成都，最后到峨嵋山。

　　北路运往汉中的这批国宝，可以说是在日机的一路轰炸下，最历尽艰辛的一路。最初的打算是在宝鸡存放。国宝运到宝鸡后，先存放在关帝庙和城隍庙，随后在西安行营的帮助下，开始在渭北塬上挖窑洞作库房。挖好后，先用木箱和报纸做实验，结果短短一星期，箱子长毛了，报纸潮湿的完全粘在了一起，这样的条件怎么能存放国宝呢?

　　正当人们因为国宝无处安放犯愁时，战事迫近，潼关吃紧，关中告急。经过几番讨论、汇报，最终，故宫国宝踏上了前往汉中的征程。

　　当时汉中还不通火车，只有一条新修成的宝汉公路可以利用。于是，西安行营特调专车专人专运，并给予特别通行，力保文物不失。从1938年2月22日起，分28批，历时48天，到4月11日才将7000多箱国宝文物运完。为保证一路上“人不离物，物不离人”，文物虽有政府军队护运，但所有车辆上，均配有故宫人全程直接押送。

　　数十年后，时任故宫博物馆职员的瓷器专家吴玉璋先生在台北回忆起这次运输时，说：“宝鸡到汉中，其间要越过3000米高的秦岭。当时正值严冬，秦岭路况极差，行车肯定充满危险，可想到后面跟着的日本人，也只好听天由命了。每有一批车开出，大家都提心吊胆，直到汉中那边打电话来报平安，宝鸡这边才放心。可是，虽然我们一再小心谨慎，还是有批车发生了问题。3月间秦岭大雪，山崩路塌，车辆被阻，方圆几十里，只有一个小面馆，存货还不多，大有断炊之虞。我自高奋勇上山送粮，却没有司机肯去，后来出了很高的价钱，才有一位司机答应下来。我们在车轮上挂着铁链，摇摇晃晃就上了山。谁知山中积雪已多，无法辩出路来，下坡时，好几次滑到崖边才停住，司机吓得满头大汗，我也已经紧张得里外棉衣都给汗湿透了。”

　　结缘汉中

　　这7000多箱故宫国宝经过千辛万苦，安全运抵汉中后，分别被安放在了汉中文庙、马家祠堂、张寨大庙和范氏祠堂。

　　范寨人范明德生前回忆说，军车车队是在一个白天到达范寨的。车上的军人在第一时间被分为两拨，一部分人在范氏祠堂附近建立起了警戒线;另外一部分人负责看管民工搬运文物珍宝。民工都是从范寨找来的村民，按搬运的量发放工钱。由于箱子很多，几乎寨里所有青壮劳动力都出动了。箱子不是很重，外面被三四条钢片合围着，根本看不到里面放着什么。每个箱子后面都会跟着至少一个士兵，他们在警惕看着周围环境的同时，嘴里还会不停喊着小心轻放……

　　全部搬运完毕后，这些军人迅速将范氏祠堂完全警戒，两步一哨四步一岗。方圆十几里根本不能近人。范寨的村民虽然不清楚箱子里到底是什么，但从这阵势来看，明显不是黄金就是宝贝。国难当头，没人敢打歪主意去发国难财。这些箱子存放在范氏祠堂的一年中，护宝军人和当地百姓倒也算和平相处。只有一回，一个耳朵有些背的老人因为没听见士兵的警告，误闯禁区，被铐在树上审问，最后由范寨村民联名作保，才把老汉救了回来。

　　这批故宫国宝存放在汉中期间，曾发生守卫士兵的手榴弹不慎坠地爆炸意外，除当场炸死三位值班士兵外，也波及临窗放置的文物，炸碎了一件乾隆款白地青花瓷瓶、震伤一只龙纹瓷瓶。

　　日寇出于其德意日轴心国战略需要，急于想腾出手发动太平洋战争，便对中国未占领地区大肆进攻，想一举结束中日战争。汉中也因此遭到日机20多次的狂轰滥炸，故宫国宝的安全成了大问题。为防不测，根据国府指令，故宫国宝又着手开始南迁。1939年2月，故宫国宝再次装车，在军警的押运下，沿新修成的川陕公路，向相对安全的四川转移。从此，这些箱子和军人离开了范寨等存放地，而且再也没有回来。当时，一个外号叫“臭牡丹”的人说在搬运箱子时看见里面装了个大玉盆。直到此时，汉中的文化人才把这些箱子和故宫国宝画上了等号。至此，这7000余箱国宝与汉中的缘分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