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高原上窑洞的故事

　　当我们谈起窑洞时，我们在谈什么?

　　这是属于黄土高原上的一抹乡愁。一排排、一列列的窑洞点缀于陕北的沟、梁、塬、峁之间。乡亲们曾经世世代代住在这些窑洞里，赓续血脉，延续乡愁。

　　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象征。1935年，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星罗棋布的陕北窑洞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新家”。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回答历史之问的注脚。著名的“窑洞之问”，跨越了一个政党从弱小到强大、从九死一生到蓬勃兴盛的漫漫岁月长河。

　　这是百姓生活变迁的写照。土窑洞曾经被认为是贫穷的象征，伴随着2019年延安告别绝对贫困，土窑洞成为历史，现代化的楼房和新窑洞成为老百姓的新家园。

　　因此，谈起窑洞，我们所谈论的，不仅是悠久的民族文化史和革命史，更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小康奋进史。

　　古老窑洞的历史变迁

　　窑洞，在黄土高原上随处可见。

　　“在整个西北地区，按照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习惯，人们都在那坚硬的淡褐色的山岩上挖掘山洞、建造家园，这些山洞被中国人称作‘窑房’或者‘窑洞’。”1936年，当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第一次来到延安，看到如满天星斗般点缀在群山间的窑洞时，他颇为好奇。

　　据延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员李刚介绍，陕北建造窑洞，最早应该始于周代，为半地穴式。秦汉后发展为全地穴式，就是现在的土窑。明中叶，开始用石块做窑面墙。明末清初，当地人仿土窑模式建起了石砌窑洞。

　　“陕北窑洞冬暖夏凉、节能节地、便于施工，具有保湿、节材、环保、减灾、保鲜、贮藏、经久耐居等实用价值，广为陕北人民所接受，是陕北居民最主要的居所，被称为土生建筑的‘活文物’。”李刚说。

　　张海生是陕北地区有名的窑洞建筑师，也是延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陕北窑洞营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业30余年的他，参与修建的窑洞遍布陕西、宁夏和甘肃等地。“对于陕北人来说，窑洞与生命同等重要，窑洞是我们生命安全和生命延续的保证。”张海生说。

　　修窑是陕北人的家中大事。古时，人们修窑前要看地势、定方向、择日子。修窑有挖地基、做窑腿、拱旋、过窑顶、做花栏、倒旋土、安门窗、盘炕、砌锅灶等工序，修建时邻居和亲戚朋友互相帮工。居住前有安土神、住新窑乔迁时有暖窑的风俗。

　　如今，陕北人民脱贫致富了，手里也有钱了，但依然以窑洞为家，对窑洞生活念念不忘。在延安的山峁沟塬，经常能看到石窑、砖窑，即使在平阔的地方盖新房，也都盖成或装修成窑洞形状。

　　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

　　延安的历史，伴随着20世纪30年代党中央的进驻，掀开了新的一页。

　　1940年底，毛泽东对从前线回来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们说：“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斗争……全国人民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寄托在延安的土窑洞里。”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延安成为当时中国最进步的地方。延河两岸，坐落着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30多所院校，当地百姓亲切地称它们为“窑洞大学”。为了解决住宿问题，各个学校从校领导到全体教职工、学员齐动员，扛着镢头、铁锹，浩浩荡荡地开上山去挖窑洞。大家争先恐后、干劲十足，有的同志抱病出工，负伤不下火线，有的同志开窑洞时不慎滚下山坡，爬上山又接着干。

　　“以防空洞为教室，以砖石为桌椅，以石灰泥土糊成黑板和墙壁，恐怕在全世界也找不出第二所这样的‘高等学府’了。”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如此描述他看到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

　　1943年春天，延安大生产运动掀起高潮，绥德地委主要负责同志带队到郝家桥村，开展为期44天的调查。

　　“当时调查组住的就是我家的老窑洞。听父亲说，窑洞里的那盏麻油灯经常亮到深夜。”村民马兴业说。

　　调查组来到郝家桥村，看到村民在有限的土地上，选择优良品种，有计划地精耕细作时，也会下到地里，跟群众一起干活。他们白天调研，晚上就在窑洞里记笔记、写调查报告。1944年7月，郝家桥村获得陕甘宁边区“农村楷模”称号。

　　新中国成立后，延安的窑洞依旧，从窑洞中培育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代代相传。

　　5月19日，记者站在延安大学窑洞广场仰望，6层联排窑洞依山修建。这里每层都有40余孔窑洞，共240余孔。这里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窑洞建筑群，以路遥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学子从这里走出校门，走向社会。

　　据延安大学校报主编袁广斌介绍：“20世纪70年代初，学生住宿条件紧张，又缺乏物资。我们就克服困难，想办法给学生修窑洞当宿舍。后来，尽管有了新的校区，但这一片窑洞群还是被学校保存下来，以便学生们在此能够直观、真实地感受到延安精神。”

　　窑洞里的“答卷人”

　　窑洞里藏着的，还有我们党对于历史周期率的思考与探索。

　　1945年夏天，民主人士黄炎培应邀走进毛泽东的窑洞。他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有跳出周期率的支配力。”

　　“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说。

　　这便是著名的“窑洞之问”，而答卷人，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百年来的中国共产党人。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走群众路线。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70多年前毛泽东的回答，也是“窑洞之问”的第一个答案。

　　“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70多年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会场，习近平总书记深思熟虑地指出。这是“窑洞之问”的第二个答案。

　　两个答案，从探寻党和人民的关系，到将目光同时放到党的自身、反求诸己，一脉相承的，是走好“赶考”之路的清醒坚定，是走得再远都不会忘记的初心使命和历史自信。

　　在深山朗月、灯光如豆的窑洞，在硝烟弥漫、艰苦卓绝的战场，在肩挑背扛、号子声震天的建设工地，在敢为人先、“效率就是生命”的改革开放前沿，在摆脱贫困的村庄，在绿水青山的家园，在欣欣向荣、锦绣繁华的中国大地上……有“窑洞之问”的答案。那是千千万万中国共产党人用行动写下的一字字、一行行、一页页的答案。

　　窑洞里藏着“致富经”

　　2019年5月7日，延安最后两个贫困县脱贫摘帽，革命圣地告别绝对贫困。与贫困一道被告别的，还有山峁间的诸多危旧窑洞。通过整村搬迁、扶贫避灾搬迁、易地扶贫搬迁，延安累计超过80万人告别了穷乡僻壤、地质灾害区的危旧土窑洞。

　　搬迁之后，原先的窑洞如何处理?

　　位于延安城北10多公里处的河庄坪镇赵家岸村，于2005年与2009年经历了两次整村搬迁，从山体窑洞搬进了美丽乡村新民居。整村搬迁后，300孔山体窑洞闲置。

　　2019年，在西洽会上，河庄坪镇政府通过招商引资，与延安市兀里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签约赵家岸村窑洞民宿开发项目，该项目以“兀里红谣”民宿为品牌，大力打造“回归乡村、回味乡愁”的窑洞民宿集群。

　　“带着对革命圣地延安的崇敬和对陕北民俗文化的向往，我们选择来延安投资。我们的目标是打造高质量窑洞民宿集群。”“兀里红谣”民宿负责人韩晓东说。目前项目一期完成75孔窑洞的改造，已正常投入使用，每日可接待游客150余人。二期工程完工后，接待人数可达600余人。

　　今年68岁的村民闫金芳搬出窑洞已经13年了。2020年，当村委会告知她村里要投资打造新的民宿项目时，她马上就将自家的3孔土窑洞租了出去。

　　“没想到，一直闲置的土窑洞竟然还能带来收入。我家的3孔窑洞加起来，每年可以为我们家增收5400元。”闫金芳说。

　　近年来，延安不少村民从破旧的土窑洞里搬进了新民居，而原先的老窑洞经过翻新后，被打造成体验式农家乐，深受游客青睐。

　　乘乡村振兴之风，曾经被视为“沉睡资产”的窑洞正在被进一步挖掘和盘活。陕北窑洞见证了延安精神的诞生、中国红色革命的成功，蕴藏着一个民族的生存密码，放射出璀璨的文化光芒，闪亮在共和国西部的山梁沟峁间，成为共产党人的新乡愁。(张权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