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宝藏》里的宝鸡之宝

　　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由央视综艺频道耗时两年研发制作的节目，此前就因集齐了九大最具分量的国家级博物馆 (院 )而引起了广泛关注。节目首播后引发了央视新闻、新华社、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的纷纷点赞，并在“豆瓣”上取得了 9.3分的超高评价，受到了观众的好评。

　　令我们自豪的是，于宝鸡出土的石鼓作为故宫博物院的三件“镇馆之宝”之一，在首期节目中精彩亮相，而另一件出土于宝鸡扶风的“大国重器”大克鼎，也将在下期节目中与观众见面。今天，让我们放慢脚步，拂去岁月的尘埃，同文博专家一起了解这两件国宝的“前世今生”，感受宝鸡这片土地上厚重的历史文化——

　　中华第一古物 石鼓

　　文物是历史的记忆，更是民族智慧和艺术的文化载体。在《国家宝藏》的首期节目中，演员梁家辉作为“石鼓守护人”，扮演北宋著名政治家司马光，为观众带来一个有关石鼓的故事。

　　十面不平凡的鼓

　　石鼓历经 2300多年的历史变迁，曾逢多次战乱，几度失踪又被几度找回。千百年来，这十面形状神奇、文字奇特、内容深奥的石鼓，引起历代考古、历史、书法、文化、社会等领域学者和专家的关注与研究。

　　唐贞观年间，在秦岭之脉鸡峰山北麓的陈仓北坂，西府农人在田间劳作时，无意间发现了几块奇怪的石头，这些石头体形庞大，上狭下宽，中间微凸，直径约 1米，形似鼓。当人们好奇地清除掉石身上的泥土时，惊奇地发现，这些硕大的石头上竟然刻着文字……

　　这就是被后世奉为“国宝”的石鼓!

　　金石学中，石鼓是最重要的石刻遗物。它上细下粗、顶微圆，因铭文中多言渔猎之事，所以又称“猎碣”，诗的内容是关于周王派使者到秦，秦公与周王相约河边巡猎的盛况，以籀文分刻十首为一组的四言诗。每鼓一首，十鼓成为组诗。

　　后人根据鼓身上的文字，将十面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车工、汧沔、田车、銮车、零雨。十面石鼓，最大的銮车鼓高60厘米、重 550公斤，最小的田车鼓和半残的乍原鼓重 300公斤，其余七鼓各重 400公斤左右。

　　石鼓用籀书记述了秦国的历史，是中国最早的石刻诗文，状若“仓颉之嗣，小篆之祖”。就书法层面来说，石鼓文属秦文大篆类，介于西周金文和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是我国文字发展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也被专家称为汉字的“祖宗”。韩愈曾为它作《石鼓歌》，至今在宝鸡还流传着许多关于石鼓的传说。

　　颠沛流离的记忆

　　石鼓出土后被视为“国宝”，从唐初至宋初，就经历了三次大的搬迁。第一次在唐至德二年( 757年)，从陈仓山北坂(今宝鸡石鼓山)迁于雍城(今陕西凤翔)，埋于城南 20里处。第二次是韩愈的朋友在唐宪宗元和元年重新把石鼓挖出，韩愈《石鼓歌》中有记载。元和十三年，郑余庆任凤翔节度使期间，把石鼓迁入城内孔庙。第三次是唐末五代之乱，战火不熄，生灵涂炭，石鼓被弃于凤翔之野。北宋初年，司马光之父司马池任凤翔知府时，多方查找，终于把石鼓中的九鼓找回，置于府学门庑下，唯缺乍原鼓。直到北宋皇佑四年( 1052年)，向传师任凤翔知府时，才找回丢失的乍原鼓，可是乍原鼓已经被截成两段，文字每行仅存四字，断续不成文，为后人研究带来极大困难。

　　时间流转，石鼓又经“靖康之难”“抗金起义”等历史事件，再次受到损坏，到了元代只剩余 386个文字，近一半不可辨认。元大德四年( 1300年)，国子教授虞集在一片淤泥中发现石鼓，便组织将石鼓迁往文庙大成门内保存，平安经历了元明清三代，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古物”。

　　直到日本侵略中国，华北局势危急，为防止国宝被日寇掠走，由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迁到上海，后来又运到重庆，抗战胜利后又运回北京，在运送途中经过故乡宝鸡时，特地停留三天，让故乡的民众重睹国宝的风采。新中国成立后，石鼓被列为国宝级文物，珍藏于故宫博物院。

　　“石刻之祖”的雄浑

　　时光穿梭 2300多载，石鼓上的文字虽已残缺不全，但在中华儿女的千年传承之中，中国文化之脉从未断绝;岁月流逝2300多载，十面石鼓的命运颠沛流离，但魅力不减，无论文人骚客，还是达官显宦，都为之钦羡。

　　对于此次故宫博物院携“中华第一古物”石鼓亮相央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院长陈亮并不惊讶，他说：“国家宝藏，石鼓入选当之无愧!”石鼓文笔力雄健，字形介于大篆与小篆之间，是汉字形体演变的重要实物例证，无论从史料、艺术和文学方面，石鼓都有极高的价值。

　　据石鼓上的文字排列规律可知，石鼓文原有 700字左右，唐代被发现时已有残缺，宋人欧阳修所见时只有 465字，到了明代宁波范氏《天一阁》的藏本有 462字，后经风雨侵蚀和人为损毁，至今仅存 268字。尽管石鼓上残存的文字很少，但其书法端庄凝重、笔力稳健，且石与诗、与字浑然一体，有一种天然的雄浑之美，相传这些文字乃周宣王太史籀的手笔。

　　石鼓文属于秦刻石文字，是书法家们所敬重的“圆笔书”圣典。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在《石鼓文研究·重印弁言》中评价：“石鼓诗不仅直接提供了一部分古代文学作品的宝贵资料，而且更重要的贡献是保证了民族古典文学的一部极丰富的宝藏《诗经》的真实性。”

　　就像在节目中，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所说的一样，“此次故宫博物院推荐石鼓，它是中国最早的石刻诗文。平常我们说，有文字的文物比没有文字的文物更重要，而在这些石鼓上面，可以看到那么多的内容，和这么美好的书法艺术，所以它被称为‘石刻之祖’。”

　　大国重器大克鼎

　　大克鼎是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在下期的《国家宝藏》中，它将与商鞅方升、《缂丝莲塘乳鸭图》一同登场，讲述国宝故事，解读历史密码。

　　宝鸡与大克鼎渊源深厚，作为她的“娘家”，数千年来，虽然流失的时光给她披上一身铜绿，但历史的烟尘封不住她散发出的时代光芒。

　　一份“厨师长”的任命书

　　大克鼎的籍贯是宝鸡市扶风县，年龄 2900多岁，身高 93.1厘米，体重201.5公斤。与同时期的青铜兄弟姐妹相较，绝对是个“重量级”。

　　大克鼎的最初主人是“克”，西周孝王时的膳夫，用今天的话说，他就是“宫廷厨师长”，专职负责天子宴饮或祭祀献食的各项礼仪工作，属于“天官”。克的祖父师华父是周室重臣，辅弼王室，德厚功高。周天子感念师华父的功绩，就任命克为出传王命、入达下情的宫廷大臣。官职爵禄世袭，单传嫡长子、孙。克知道自己的一切都得之于祖父的余荫，于是做了这个大鼎，用来祭祀祖父师华父。

　　言归正传，大克鼎是青铜转变期的典型代表，清朝末年就跟大盂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克为此铸造了此铜鼎，以后又陆续铸造了七个小鼎和编钟、盨等青铜器，既用来称颂天子的恩德，也用来告慰祖父的在天之灵。在鼎腹的内壁，克特地命人铸下几段铭文，既记录了周王对他的册赏，也表达了他的感恩之心。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保管部主任王竑表示，大克鼎的铭文是周天子把土地赏给臣民的记录，对于西周土地制度、社会制度的研究，都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

　　一家人的无偿捐献

　　大克鼎铸造于西周孝王时期，传清光绪十六年( 1890年)于宝鸡扶风法门寺任村出土，现原件由上海博物馆收藏。

　　此鼎形制为圆形，方唇宽沿，上有粗壮的立耳，腹部略鼓，下置蹄形足，和造型浑然一体的是口沿下饰有三组从玉器纹饰演变而来的兽面纹，间以六道短棱脊，宽大波曲纹形成带状与环状相结合的浮雕，回环往复，厚重而又有律动感。与大克鼎同时出土的还有七件克鼎，其形制与纹饰都和大克鼎相同，只是体积小得多，堪与毛公鼎、散氏盘和虢季子白盘相媲美。

　　据史料记载，大克鼎出土后，被金石、文字学家潘祖荫以重金购得。在这之前，他已拥有西周史颂鼎、大盂鼎，有这样三个无价之宝镇家，潘祖荫自然十分兴奋。他只要听说有青铜器出土，都要“倾囊购之，至罄衣物不恤”。潘祖荫逝世后，因其没有子女，遗产由其弟潘祖年全权处理。潘祖年将潘祖荫的文物、书籍装船运回苏州，青铜器中即有著名的大盂鼎和大克鼎。

　　大克鼎曾为苏州潘家收藏，抗日战争时期，苏州沦陷，为了防止其落入日本人之手，潘家半夜偷偷地把鼎埋到地里，保护了国宝。新中国成立后，潘家后人将大克鼎无偿捐献给了国家。 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大克鼎入馆珍藏。

　　一段记录历史的铭文

　　在古代，鼎被视为立国重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

　　步入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展厅大门，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件大克鼎的复制品。博物院工作人员表示，之所以选择大克鼎作为“迎客礼”，正是因为它体量大、工艺精美、铭文重要。

　　大克鼎鼎腹上有铭文 28行，每行基本 10字，仅有一行 11字，其中，合文2字、重文 7字，共计 290字。其铭文内容分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克对祖父师华父的颂扬与怀念，赞美他有谦虚的品格、美好的德行，能辅佐王室、管理国家。英明的周王铭记师华父的伟绩，提拔他的孙子克担任王室的重要职务膳夫，负责传达周天子的命令。后半部分是册命辞，周天子重申对克官职的任命，还赏赐给克许多礼服、田地、男女奴隶、下层官吏和乐队。克跪拜叩首，愉快地接受了任命和赏赐，乃铸造大鼎歌颂天子的美德，祭祀祖父的在天之灵。

　　王竑解释说，大克鼎出土后，因有长篇铭文，立即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目，纷纷著文考释研究，其中最突出的是孙诒让的《克鼎释文》与王国维的《克鼎铭考释》。当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大克鼎是周厉王时铸造，直到 1975年，周原又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学者们把新出土青铜器的铭文与大克鼎铭文相互对照比较，提出大克鼎是周孝王时铸造的。值得注意的是，周孝王时，奴隶制社会由盛到衰，大克鼎鼎腹上的铭文对于西周土地制度、社会制度的研究，都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作者：宝鸡日报社 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