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遇道：关学后学中的“晨星硕果”

文/白金刚

　　白遇道(1837-1926)，字悟斋，后改五斋，又字心悟。早年号慎旃，引退后号完谷山人，陕西省高陵区董白村人。清同治九年(1870)中举;十三年(1874)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光绪六年(1880)，应县令请编修《高陵县续志》，一年后书成。光绪十年(1884)，起复回京，仍供职翰林院，后任山东乡试副主考;十五年(1889)，应陕西巡抚鹿传霖之约，回陕讲学。二十一年(1895)，甘肃提督董福祥进军青海，白氏为董参赞营务，运筹决策。二十四年(1898)以后，屡任甘凉兵备道、代理甘肃按察使兼督陈所参议、陆军一等咨议官等职。

　　宣统元年(1909)，改任巩秦阶道盐运使，而白氏自知已无所作为，以老病引退还乡，闭门著书，绝口不谈时事。民国十五年(1926)以90岁高龄寿终正寝，葬于高陵县南杏王村。

　　白遇道一生著述宏富，有《高陵县续志》《课馆诗赋偶存》《训蒙草》《重订泾野子内篇》《摩兜坚斋汲古集联(六种)》《白悟斋时墨辑》《安贫改过斋杂著》《完谷山房寱语抄存》等。

潜心理学，见诸躬行

　　作为关学后学，白遇道不但继承且身体力行着关学的为学精神。如牛兆濂在《高陵白五斋先生九秩寿言》中写到：“先生年逾八十，清麓会祭犹躬身拜跪，终事不怠。及会犟，则以内多愧怍终辞，盖以身教也。”“永不忘本”还体现在白遇道《完谷山房寱语钞存》中，在《祭先考奉政公文》《祭本生先府君奉政公文》《本生显考奉政公行述》《祭先慈裴太夫人文》《祭先慈刘太夫人文》等文中，都可感到一个“孝”字贯穿于字里行间，以朱子家礼在不同时期祭奠父母，不忘长辈懿德永不忘本，白遇道至终老不改初心。

　　另外，关学重“气节”的学风在白遇道身上也有着突出体现。宣统三年，清朝灭亡，他自撰墓志，说：“山人少而儒，壮而官，老而民。于是民皆笑之，匪民者讥之，斥之。斥之者曰：‘子顽民矣，愚民矣，否则贼民矣，乱民矣。’则应曰：‘愚顽所不辞也，乱与贼则断不敢也。’于是以民终。卒于宣统三年冬十一月，得年七十有四。”可见白遇道忠君思想以及不事二主气节之坚定。1922年，曹世英驻兵高陵，送“关中文献”匾额于先生，先生说：“贼子居心叵测，欲假我以自重，我非真昏庸者!”其气节为当时世人敬仰。白遇道崇古尊古，在当时已不适应历史发展潮流，但直至他去世，仍用生命捍卫一生名节，不愧为关学之“晨星硕果”。

道不可见必显于文，文贵足徵必稽之古

　　白遇道晚年任甘凉兵备道，建节河西，不忘治学之习惯，“博览群书，手不释卷，殆所谓仕不废学欤!”牛兆濂早年就读关中书院，是白遇道得意门生，对白遇道的了解更加详细深刻，他说：“先生年逾八旬……五鼓即起，校阅群书达旦，至今不衰。”高陵文化馆至今保存有白遇道墨迹多种，有楷书、行书、草书，多为他手抄的美文、奏折、志序等。翻阅手稿我们可以看到，有的写在纸条上再粘贴到一起，集中保存，可见白遇道在治学上认真严谨，厉行节约，惜纸如金。这也是他能成为“经济文章，著称关陇，当世无不知者”的重要原因。

　　自光绪三十年(1904)到民国六年(1917)年，这十四年间，白遇道仿杨升庵先生之《谢华启秀》和董蕴卿先生之《俪白妃黄》的体例，掇拾经、史、子、集四部粹言，集成《摩兜坚斋汲古集联》六种。甘州知府刘清苑在该书序言中写到：“是自有骈俪楹贴以来，为古籍别开生面，示文坛特标赤帜。”可见，《汲古集联》在当时文坛的地位。他的学生，甘肃候补知县杨懋源在文中也写到：“先生此书取材于古，徵用於今，合百家之散，为一家之骈，其奇偶合合不翅，天假以鸣以彰对待之理者，且使人知天下之理日新，而载道之文终不变，一人之创见有限，而千古之会心独多。”白遇道十四年集联，把关学“见诸躬行”上升到更高层次，解决了关学空疏的流弊，教育后人不能荒经蔑古，这也是白遇道集联所要达到的目的和志向。《集联》六种成为关学的发展和延续，在这一历史时期起到垂范作用。

修志存史，文以光闾

　　白遇道考中进士后，经散馆授予编修庶吉士。而后几年，他在翰林院参修国史，“探索典坟，穷年矻矻，手不释卷。”在京翰林院供职七年，白遇道翻阅了大量典籍，结识了不少名人贤达，开阔了眼界。因他有参修国史的经历，使他对史志的体例、资料采集选用、篇目权衡等非常熟稔，这也为他以后总纂《高陵县续志》和总办《甘肃全省新通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白遇道回乡后，时程维雍主持县政。程深感高陵一百五十余年“人文物产之兴衰无考”，特聘白遇道续修高陵县志。他仿范晔《后汉书》之例，结合吕柟、樊景颜两种旧志，取长补短，勘误补遗，至光绪七年(1881)七月，用了十一个月完成了《高陵县续志》书稿。

　　《高陵县续志》八卷，十目十二篇，体例完备，征引资料宏富，“文简而赅，事信而有徵，推衍增益，而不踰其范”。直至今日，方志学者、文史专家都认为此书在陕西地方志中当属上乘，对陕西地方志的撰修起到了示范作用。

　　白遇道在关学、楹联学、方志学领域成就卓越，和他受到关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从少而儒到壮而官，再到老而民，治学为官表里如一，用一生时光潜心理学，见诸躬行。白遇道生活的时代，内患外忧，社会动荡，只有新政才有出路。但这一时期的白遇道尊古崇古，对外来新生事物不易接受，但随社会发展，他慢慢认清了历史发展潮流，认同中国必须“中体西用”“师夷制夷”。在建设“黄河第一桥”工程中，他由先期反对到后来支持，又同比利时人商谈，购置了挖矿、钻洞、炼铜、淘金、炼金等设备，成立甘肃官金铜厂，为国分忧，为民谋福。宣统三年(1911)，白遇道时年74岁，自知已无所作为，退隐还乡，不谈时事。“白髮角巾，飘然远引，徜徉於华山、渭水间，隐居读书，乐且无极。其编辑之富，必更有日新不已者，顾余犹簿书，鞅掌促局，若辕下驹，视公如天半朱霞、云中白鹤，不禁为之神往也。”(甘肃布政使陈灿《集联序》)退隐后的白遇道，儿女全亡，“续妻、小妻亦无不亡。”后保养族孙传心为亡儿立后，在古稀之年又续弦，八十高龄仅得一女，其晚年凄凉可见一斑，只有“拥书万卷，南面百城，日与古人相晤”，时以慰“老而民”之时光。可以说白遇道的一生，经济功在甘凉，文章称著陕甘。

　　编辑/山水木

原载《三秦文化研究》2024.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