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舍身达仁一“纯臣”

文/刘省平

王鼎

　　王鼎(1768～1842)，字定九，号省厓，谥文恪，陕西省蒲城县人。生于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卒于道光二十二年四月(1842年6月8日)，终年七十五岁。他少时家贫，常衣食不济，却能发奋读书自小力学，尚气节，为嘉庆元年(1796)二甲第三名进士，曾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侍讲学士，侍读学士，礼、户、吏、工、刑等部侍郎，户部尚书，河南巡抚，直隶总督，军机大臣兼东阁大学士。曾改革河务、盐政、平反冤狱，颇有政绩，为嘉庆、道光两朝重臣。其深受宋明理学，特别是张载关学的影响，著有《重订朱子近思录》。

　　王鼎祖籍山西太原。太原王氏原本就是晋阳望族，历代名人荟萃。其迁蒲的始祖王信，字好古，号外翰，“领乡荐，除宜君教谕。宋南渡，因乱，家于蒲尚义里西街”。(《王氏族谱·王氏世系图》)从王信传至王鼎为十八世。王鼎的高祖王炳是其家族第一个进士。其曾祖王垣是举人。其祖父王梦祖为贡生。其父王镇淮为太学生。王鼎19岁补诸生，乾隆五十七年(1792)中举。两次会试失败后，第三次进京赶考方中进士，列二甲第三名。

　　嘉庆十七年(1812)十二月，王鼎被任命为提督江西学政，在他抵达南昌后奏报“臣惟有恪守圣谕，矢慎矢公，厘正文风，以期仰报高厚鸿兹于万一”，力图勤勉发奋，期望有所作为之情跃然于字里行间。而他的确以实力任事，上任之后整顿学校及考试纪律，清理科场积弊，赢得了“公明勤慎”的声誉。当年底，江西巡抚先福在例行奏闻中称赞王鼎：“关防严密，去取公明，士论均皆翕服。”不久，王鼎即受命转任为礼部左侍郎。

　　道光五年(1825)6月16日，王鼎以左都御史衔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新疆张格尔再次发动叛乱，清政府令长龄等率兵讨伐，寻因连克四城。王鼎全身心投入，备办粮饷军火，设立钱局粮站，保障了平叛军队马匹的迅速征集和强力推进。道光七年(1827)9月19日，以赞画有功加太子少保衔。翌年6月30日，复命将平定回疆四十功臣及军机大臣等赏戴花翎，绘像紫光阁。道光皇帝在紫光阁的《军机大臣像赞·户部尚书王鼎》中开宗明义地称赞他为“国之大臣，先乎品行”。

　　此后，由于两淮盐务凋敝，官盐滞销，私盐横行，课税无以上数，国库日益空虚。王鼎又奉命赶赴两淮，负责整顿盐务。他以旧有法规为基础，另外拟定了十五条盐务章程。在降低官盐贩运成本的情况下，大大打击了私人盐贩，保证了盐商利益，也确保了朝廷的税收进项。在他的努力下，两淮盐务有了转机，道光皇帝因此对这位肱股之臣更加青睐了。

　　道光二十一年(1841)，河南祥符(今河南开封)黄河大决口，洪流直冲开封省垣，还淹没河南东部和江苏、安徽北部广大地区。朝廷急忙派钦差王鼎前往河南治水。当时，已经74岁高龄的老臣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即带着几名仆从兵丁赴抗洪救灾一线。一路的风吹雨淋自不必说，而他急于救百姓于水火，以致强忍背部疮疾之痛。待他刚抵达黄河北岸，十几位面色恓惶、衣衫褴褛的老者望见之后立即聚拢而来，问之皆称附近难民。王鼎赶紧下车，招呼诸多老者到跟前，席地而坐，一一温言抚慰询问。老人们跪在地上将河堤决口到洪水漫城，再到省城受御之坚、百姓凄惨之状，向他详细倾诉。王鼎听后不由得老泪纵横。自幼生活穷困的他知道老人说这些话句句都是实情，知道灾情十分严重。于是，他决定紧急治水的同时，也要治人。在迅速查实当地官员贪腐风靡之后，他接连上奏皇帝，严惩河臣文冲等一干大臣的不职之罪。在奏章中，他提及自己的病情：“日夜奔走两坝，督率员弁兵夫办理工程，冬至前忽得迷心之症，发定无时……现在步履涩滞，心神恍惚。”即便如此，他依然亲赴河道，与河工们一起吃住都在工地，日夜赶工，即使到了除夕也没有辍工……因为黄河河道在“悬河”上，堵河险情频出。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利用分管工部之便，在治理黄河工地出现险情时，先给王鼎处分。王鼎背着“处分”与“戴罪之身”的林则徐依然致力于黄河的堵口。道光二十二年(1842)3月9日，黄河决口在王鼎、林则徐等人历经艰难之后终于合龙。

　　就在王鼎赴河南抗洪期间，英国侵略军先后进攻广州、厦门、香港、台湾等地，与清廷签订的《广州协议》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业已生效。其时，林则徐因抗战获罪仍然被遣戌新疆伊犁，由于王鼎极力赞成林则徐禁烟、抗战，且对忘年之交林则徐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他便以林则徐熟悉河工情形为由，上疏奏留林则徐襄助河工，治河竣工后，又奏请任林则徐为河督……

　　面对外敌入侵、国事颓废的现状，王鼎在黄河决口合龙之后急忙赶回京师，不顾年迈多病，向道光皇帝极力诤谏，痛陈割让香港、签订协议对国家民族的长久危害，怒斥妥协派首领、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为当代秦桧、严嵩，希望能唤醒皇帝及一众中枢大臣的心头热血，抗击英军，保卫国土。但王鼎的劝谏以及对主张议和者的痛斥引起了道光皇帝的不悦。时英帝国侵略者二次海上北犯，道光皇帝怕得罪洋人，仍坚持将林则徐发往新疆。王鼎一看回天无力，只好将林则徐送到黄河岸边，师生二人涕泣为别。

　　自幼熟读圣贤书，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王鼎，在廷谏、哭谏均告失败，救国无路的情况下，决心效法春秋时期卫国大夫史鱼“死以尸谏”，以回天听。道光二十二年(1842)6月8日深夜，他怀揣“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不可任，林不可弃也!”的遗疏自缢于圆明园，为反对割让香港、签订不平等条约献出了生命。可惜的是，据说因为权臣作祟，王鼎那道欲以血醒君的遗疏被人换掉，他的死亡被掩饰为“暴亡”，道光皇帝当时并不知有尸谏之事。王鼎死后81天，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签订，香港从此脱离祖国怀抱长达百余年之久。

　　据冯桂芬在《光禄大夫东阁大学士文恪公墓志铭》中记述：“既贵不改寒素，奉入所余，辄以瞻亲友。薨之日，廪无余粟，椸无新衣。”这段话读来不由令人眼涩心酸。在那个等级制度森严、官员腐败积已成习的大清王朝，荣为堂堂朝廷一品大员的王鼎在薨逝之际竟无新衣入殓，其清廉守贫程度，让人感觉实在不可思议。

　　当林则徐听到王鼎尸谏的消息之后悲痛万分，写下《哭故相王文恪公》诗两首，赞王鼎“伤心知己千行泪，洒向平沙大幕风”。1845年，林则徐被召还北京时，特到蒲城，拜望了王鼎故居，并到王氏的坟茔祭奠了王鼎。1864年，林则徐担任陕西巡抚时，还为王鼎守心丧三个月。王鼎纪念馆里刻有一幅对联：“爱民深似海，生达仁，死成仁，宁抛性命违王命;遗字重如山，林兴国，穆误国，不屑功名得鼎名。”这副对联可谓是王鼎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对王鼎的中肯评价。

　　王鼎当年的尸谏虽然没有达到保住林则徐、保住香港之目的，或许在当今某些人的眼里他是迂腐愚忠，但他不畏权贵、刚直不阿、以身殉道的浩然正气，将个人生命与民族大义和国家命运相连，这也正是中国儒家文化之精神所在，是关中儒者群体中的典范，永远值得后人敬仰和缅怀!

　　编辑/山水木

原载《三秦文化研究》2024.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