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人第五伯昌的岁月往事

　　地下党人第五伯昌的岁月往事

　　岳兰兰

　　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赴同学邀约，到母校天禄阁小学故地重游。为了“申遗”保护长安城遗址，未央宫遗址九村寨和天禄阁小学拆迁了。再也看不到熟悉的村庄和我的母校了，而母校旧址上的天禄阁遗址却完全裸露出来，显得格外高大雄伟。我脚不由己走向前去，当年阁台前的那座教研室，门口挂上了两块牌子，一块是“民国时期保护机构旧址”，另一块是“西京筹备委员会天禄阁小学旧址”。

　　一位老人主动迎了上来。进门后发现四面墙上挂满了照片、文字等资料，记载着母校建校以来发生过的各大历史事件。老人讲解时，我们了解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天禄阁小学曾是个中共地下党情报站，其中一个叫“第五伯昌”的名字吸引了我，他是校友第五巧莲的祖父。

　　随后，我见了第五巧莲。交谈中，才知道她对爷爷的情况知之甚少。她说，2011年旬邑县“马栏革命纪念馆”开馆仪式时邀请她，她因事没能参加，但她心里有个愿望，在有生之年，一定要回趟老家，弄清楚爷爷的革命史和家族的情况。去趟旬邑，我俩一拍即合。

　　我们开车一路向北，有导航仪的指引，在旬邑县魏洛村找到了第五巧莲堂叔第五岁勤的家和堂弟第五书峰的家。通过巧莲堂叔、堂弟的口述及马栏革命纪念馆图片和事迹介绍，我们对第五伯昌的革命历史有了了解。

早年接受进步思想

　　第五伯昌祖辈均系农民。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旬邑大旱，民不聊生。为维持全家生计，他的父亲出外做苦工，因病客死他乡。留下母亲和年仅12岁的伯昌等三个幼子艰难度日。由于家庭贫苦，他少年时只读了两年私塾。当时渭北兵荒马乱，饥民遍地，平时喜欢武术拳击的他，在艰苦的环境下磨练出勇敢正视困境、积极克服困难、坚强自立的性格。民国初年，第五伯昌受“三民主义”等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加入毕墨轩部队，投身打倒列强和军阀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被提拔为班长。但因不满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灾难，决然离开部队回到家乡。

　　受新思想影响的他，看到村里学龄儿童入学率很低，深知救国救民就必须从教育开始，于是亲自登门宣传动员人们送孩子上学。在他的启迪带动下，在校生由20名一下子增至50多名。学校桌凳不足，他四处筹借资金购置桌凳等教学用品，兼任校董职务，协助管理，使魏洛村小学教育井然有序。

中共旬邑早期党建和农运骨干

　　1926年秋，中共旬邑特支(地下党)书记许才升以国民党旬邑县党部筹委身份作掩护，在旬邑县城成立了农民协会之后，又在旬邑县西区(张洪)建立农民协会，第五伯昌立即报了名，还说服亲朋邻里参加农民协会，他被推选为该区农协主席，并秘密靠近中共组织，积极参加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建设，建立了旬邑县张洪区农民自卫军，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农民利益，使张洪区迅速形成“农民的事情农协管”的局面，为开展农民运动打下了基础。

　　1927年3月，第五伯昌请求旬邑特支书记许才升在魏洛村创办平民夜校，在他的宣传动员下，有40多名贫农参加了魏洛村平民夜校，一边读书识字，一边接受国民革命形势教育、了解中共政治主张、明确农民运动的意义。在此期间他同11名进步青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旬邑县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魏洛支部)，第五伯昌任支部书记，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旬邑起义的骨干

　　1927年10月，中共旬邑特支改组为中共旬邑区委，并于1928年5月领导发动了以清塬区农民武装为主体的交农起义。起义当晚，第五伯昌作为骨干分子，参加了攻占国民政府旬邑当局县城及政权机构的战斗。随后，他奉命与程群骑马赴彬县泾河畔侦查国民政府军动向，此日又与程百印、程永延一道率苏维埃红军渭北支队30人，赴彬县黄家桥一带设伏警戒。同时，中共旬邑特支采纳了他的建议又派出300人力，加强了设伏警戒力量，为防止国民政府军突袭，巩固起义成果。

　　5月30日，因变节分子刘兴汉里应外合彬县国民政府军及旬邑县民团，绕道抓捕了中共旬邑特支主要领导许才升等7人。第五伯昌与吕振邦、程百印、程双印的游击队阻击展开积极营救工作，终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多处负伤的第五伯昌掩护30多名队员成功撤离奔赴北山，他自己躲入了老爷庙大殿里的天花板上得以生还，营救行动失败。

不断壮大陕甘游击队

　　旬邑起义失败，第五伯昌并未悲观失望。1929年初，他又主动去寻找中共三原县委，对接组织关系，随即奉组织命令赴淳化县白庙、薛家一带建立农村支部。他发展任连俊、李三合等人为中共党员，建立起中国共产党淳化县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白庙薛家支部)。后来，第五伯昌受指示回到旬邑，秘密恢复了中共旬邑特支，地址设在东关崔廷儒家，自己任社会委员，负责联络和统战工作，为恢复党在旬邑地区的组织发展活动打好了基础，旬邑特支的活动又活跃起来。

　　1929年，关中地区遭遇历史罕见的大旱，颗粒未收，饿死的饥民随处可见。这时中共陕西省委派陈云樵等赴三原县武字区等地组建灾民自救军，抗粮抗霸、惩办土豪劣绅。陈云樵为司令，黄子文为政委，政治部有习仲勋、第五伯昌等。筹建苏维埃政府，黄子文为主席，第五伯昌为副主席。灾民自救军改名为渭北游击队。后来，这场斗争在反动武装的进攻和叛徒刘遂儿的告密下，黄子文等同志遇难，第五伯昌所率领的旬邑同志也被打散了。

　　按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1930年——1932年整顿现有支部及清理党内动摇分子，继续发展农村支部。第五伯昌负责郝村等4个支部，又成立了芝村等7个农村党支部，动员了数十名有志青年加入了陕甘游击队，使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1932年4月，第五伯昌侦察到国民党旬邑县城警戒疏忽、兵力空虚、防守不严，及时将情报传递给陕甘游击队，游击队一举攻克了旬邑县城。

　　1932年10月，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甲原改编，壮大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旬邑特支派第五伯昌代表党组织前往祝贺并给游击队授旗。当晚他为陕甘游击队做向导，协助谢子长攻入职田镇，捣毁了国民党职田区公所，成功擒获了国民党职田民团团长唐碧武等。

情报战线的英勇战士

　　1933年，第五伯昌奉上级组织指示改名为第五正德，“飘落”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柯家寨，以租地务农身分潜伏下来，并开了个面坊，以为西安城内送面作掩护，往返于城乡之间。第五伯昌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后，被编入未央宫天禄阁小学情报站，他同吉午中、饶紫云夫妇、魏炳林、石凯夫几位教员身份的地下党一起收集传送情报。

　　西安市北新街的七贤庄有一处中共的“秘密交通站”。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这个地方转为半公开的“红军联络处”。1937年9月，“红军西安联络处”更名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在那些年里未央宫柯家寨的第五伯昌一直是这里的“送面”常客。他与八路军办事处频繁来往，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有一次第五伯昌刚到八路军办事处大门，发现有“可疑人”盯梢，于是放弃向西直走，快速穿过十字街反向而去，甩掉了“尾巴”后完成了情报传送任务，

　　1943年12月，薛樵(石恺夫)因被国民党特务侦知而处境危险，情报组请示中共中央社会部后，立即让薛樵速回延安避险。第五伯昌自荐护送薛樵回延安，一路冒着生命危险闯过多道封锁线，成功护送薛樵到延安。直到1944年夏季，中共中央社会部通过地下交通站将他送回西安。老战友习仲勋送一匹大白马进入西安后，第五伯昌乔装成国民党军官，骑着白马回到柯家寨，继续为党做情报工作，遇人问起就说从山西探亲回来。

　　因长期在艰苦斗争环境中为党做情报工作积劳成疾，第五伯昌不幸患上肝炎于1947年2月病逝。

　　马栏革命纪念馆里，第五伯昌的遗像下有一段这样话：“第五伯昌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惧艰险、不计名利、无私奉献、默默无闻的一生，是一名朴素、纯粹、坦荡、优秀的中共党员，是一名值得旬邑人民纪念和怀念的人民勤务员。”

　　编辑 石小雷

原载于《三秦文化研究》2023.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