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州，为何能成为宋代北方青瓷著名产地

秦陇华

　　祖国五千年的文明史，犹如一支饱蘸墨彩的画笔，在山川大地之间蜿蜒走笔，勾勒出了一幅亘古至今、壮丽宏伟的长卷。当我们攀上秦岭之巅，举目北望，越过八百里关中平原，深入地处莽莽渭北高原腹地、潺潺漆水河畔的铜川市王益区黄堡镇时，不禁浮想联翩：这一座山间的古老小镇，如何成为宋代北方青瓷著名产地呢?

　　耀州窑遗址是中国古代著名的陶瓷产地之一，与定窑、钧窑、磁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并称为“宋代六大窑系”。这里在唐代初期陶瓷业已具规模，五代逐步成熟，至北宋达鼎盛时期，中心窑场在今王益区黄堡镇沿河两岸，元明两代趋于衰落，窑场逐步搬迁到周边玉华、立地坡、上店和陈炉等地。铜川市旧称同官县，宋代时归耀州管辖，加之陶瓷汇聚于此销售，故所产瓷器被称作耀州瓷。

　　一件优质产品背后必然蕴涵着深厚文化，要了解它的产生、发展和兴盛的规律，就要起身离开喧嚣的舞台，绕过绚丽灯光，穿过层层帷幕，寻找其幕后寂静博大的文化渊源。

　　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即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及印刷术，后三者都成熟于宋代，人们认为它们是这个时期发展的标志物。然而，翻阅史书，欣赏瓷器，触摸历史的温度和脉搏，似乎千年而下，发展到极端之美的青瓷，应该最符合宋代的气质和底蕴。

　　宋代，皇权的宽容，将相的有为，百姓的气节，这些似乎无可名状，无法触及的精神，催熟了青涩的指南针、火药及印刷术，也迎来了青瓷的巅峰。

　　宋代推行新兴的租佃制等政策，让农民对封建地主人身依附关系更加松弛，大量自由劳动力进入手工业和商业领域，经济社会得到空前发展，出现了“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汉，未有若今之盛者”的局面。在此大背景下，耀州窑跨入了鼎盛期。窑场在制瓷工艺上进行革新和升级，生产规模也空前扩大。随之耀州青瓷烧造步入高潮，产品数量、类别和品种，跃居诸窑之首。

　　刻立于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的《德应侯碑》，记述了宋熙宁年间耀州窑的发展史以及制瓷、烧成的工艺技术，黄堡镇的自然环境，居民的从业结构，陶业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等方面内容。特别提到“载柏翁者，晋永和中有寿人耳，名林……”记载了一位叫柏林的老者，来到黄堡，教授当地人制瓷技艺的史实。后世人们从年号等因素推测，他可能来自当时青瓷的主产区浙江。耀州窑博物馆名誉馆长禚振西先生认为，越窑是耀州窑的“母亲窑”，柏林很可能就是从越窑请来的技师。

　　禚先生的论断，有实物可以印证。1995年，在耀州窑遗址出土了一件北宋青釉印花铭文盏。它是件婚礼上的嫁妆瓷，器内壁模印有缠枝莲花，花间有纷飞蝴蝶。器内底心及上部印有四字楷书铭文“同伴合着”。盏里印纹缠枝莲花，其枝叶连绵不断，含有“生生不息”“子嗣众多”之意。欢快的蝴蝶在花丛中飞舞，这自然而然让人联想到，东晋时期，会稽郡曹娥江畔流传的“梁祝化蝶”的爱情故事，也会联想到耀州窑与浙江越窑青瓷之间的血缘关系。2019年，在浙江杭州召开的考古工作年度盘点大会上，一件出土于萧山黄家河墓群的西晋“青瓷双鱼洗”引人注目。它是古代女儿出嫁时的陪嫁品，是姑娘的洗脸盆。这件文物器内双鱼纹头向相同，鱼体相对，鱼口间以单线连接，呈波浪形，最后汇成一个爱心。鱼纹，是多子的象征，又谐音“裕”，寓意夫妻二人婚后，子孙满堂，生活富裕。

　　耀瓷的蝴蝶，在天上飞舞，越瓷的鱼儿，在水中嬉戏。两个不同灵物虽然隔着大河长江、重重大山，可是两者的构思意境却如此相同。千丝万缕的两地青瓷缘分是无法分割的，虽然时光掩埋了往来痕迹，但是总能在一盏一盆中看到历史的印记。凡事都有因果，陶瓷传承也是如此。但是越窑与耀州窑之间有三个明显区别：一是烧制方式，北方无法像南方那样依山坡筑龙窑，所以耀州窑采用马蹄形的馒头窑，并以煤为主要燃料，是陶瓷史上首家用煤烧瓷的窑场。二是窑具运用，耀州窑在应用越窑匣钵装烧方法的基础上，加入三角形支垫，提高了产品的完美性和质量。三是装饰风格，越窑瓷器纹饰以手工刻划为主，线条随意，图案简洁;耀州窑瓷器纹饰多用模印和剔刻，模印图案规正繁复，剔刻图案立体感强。到了五代时期，耀州窑还发明了天青釉。南北瓷艺技术的巧妙融合，加之掺入西北文化风格，使耀州窑成为北方青瓷的名窑。

　　写到这里，耀州青瓷的故事粗略地讲述完了，但是似乎少讲了一个关键点，也是最后一步：点睛。宋代历史似乎很乱，开国建在五代的乱局上，建国后与北方契丹族的辽国、西北方党项族的西夏，三国并立，战乱不息。内部也不消停，方腊、宋江率众揭竿而起，“风风火火闯九州”。形势稍有好转，女真族完颜氏建立的金国攻下汴梁，俘虏徽钦二帝，北宋灭亡……教科书中定位宋代也是“积贫积弱”，仿佛这就是其历史的全部。事实并非如此，陈寅恪先生曾言：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代，天子和士大夫“共治天下”，朝野内外有相对宽松的人文气氛，各种文化思想自由生长。它渗透到手中，使绘画丰富精致，书法奇秀隽永，瓷器登峰造极;渗透到大脑，天南海北的精神巨匠相继现身，潜心研究，相互争辩，便有了周敦颐的濂学、邵雍的象数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司马光的朔学、陆九渊兄弟的江西之学，最终产生了集大成的理学大师朱熹。朱熹的理论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主张人心有了私欲，就会危殆，而道心是天理，所以才会精致，每个人都要节制物质生活欲望。宋皇室信奉佛教禅宗，追求心性本净，强调“无念”，做到在与日常事物接触时，心境平静内敛，不受外界的影响。帝王和文人的思想表率，导致上行下效，整个社会阶层流行参禅悟道之风，追求一种典雅、含蓄、精致和秀逸的风格。

　　换个角度来说，以往唐三彩的艳丽、黑瓷的深邃、白瓷的光洁，这些一时才俊已是过眼云烟，只有纯净的青瓷，才能得到宋人的垂青，他们不喜欢鲜明热辣的形象，一心向往返璞归真的心境，将青瓷化身成自我的信念、理想和高度净化能力。至此，一种工艺技术和一股文化思潮，因时代而迎面相遇，互为爱慕，相互依附融合于一体，诞生了其集合体——青瓷。温和帝王营造出晴朗天空，能工巧匠塑造出矫健龙身，士大夫扶正冠冕，手持朱笔，提衣挽袖，轻履慢步，上前轻轻点睛。霎时一条巨龙腾飞而起，横空在天，鳞片闪闪，照耀着华夏大地上日益兴旺的耀州窑、定窑、钧窑、磁州窑、龙泉窑和景德镇窑。

　　编辑/霂沙

　　原载《三秦文化研究》2024.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