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观台道士们念的什么经

　　楼观台道士们念的什么经

　　王琪玖

　　楼观台位于西安市周至县城东南15公里处的终南山北边， 有着“天下第一福地”和“洞天之冠”的美誉，据传是老子讲授《道德经》的地方，千百年来，被视为道教祖庭的楼观台虽然几经颓兴，但香火绵绵，道脉不绝，朝觐奉拜者不绝如缕。个中缘由，如众所知，楼观道派尊奉的是道教至尊老子，文始真人尹喜，奉习的是《道德经》和据传是尹喜所做的《文始真经》，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楼观道派奉持的经典秘笈还有《西升经》和《化胡经》。

　　也许，有人会问，《西升经》和《化胡经》是谁写的?楼观道士们为什么要把它们作为奉习的经典呢?根据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西升经》和《化胡经》作者和成书年代有四种观点，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化胡经》的作者是西晋道士王浮，《西升经》是东晋中后期，由楼观派道士托名王浮所做的一部经书。据道教史研究资料介绍，《西升经》和《化胡经》宣扬的主要观点是，老子在楼观台著写和讲授完《道德经》之后，就驾牛西去，进入西方，变身为佛，教化西胡。所以，佛教要比道教产生得迟，宗教地位比道教低，道教才是老子真正的衣钵传人。

　　那么，《西升经》和《化胡经》里到底写了些什么呢?

　　具体说来，《西升经》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于《老子》哲学思想，它主要吸纳了《老子》以“道”为核心的哲学思想的阐释和运用，在很多涉及到宇宙本体论以及方法论的阐述中，都创造性地改造了《老子》的核心内容。宋徽宗在《西升经》序中称此经“以得一为妙，以飞升为余事”“盖与五千言相为表里”。其次，《西升经》中的许多语句直接改造了《老子》之文，有许多语句以《老子》思想为依据。在论及养生修炼的内容时，大量运用了老子“正言若反”的思维方式，如“故善养身者，藏身于身而不出也，藏人于人而不见也”等等。再次，《西升经》关于生命存亡之道的思想，很明显地具有佛教思想的特质，既有“我命在我，不属天地”的道教生命哲学，又有“故有凶吉，应行种根;如有所受，种核见分”的佛教因果报应思想。此外，《西升经》还有着浓重的魏晋玄学色彩，同时也把儒家思想纳入到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之中。

　　不过，《西升经》最富于创造性的，就是提出了“我命在我，不属天地”的命运观。我们知道，天命论是我国古代中国最流行，而且影响最为久远的人生命运观。最早提出“人命天定”思想的是被儒家视为最高经典的《尚书》，其“我生不有命在天”的天命论思想，深重地影响了儒家关于命运的认识。儒家认为，“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即便是极力推崇“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以“逍遥”“齐物”鼓吹自由平等的庄子，也主张“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告诫“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西升经》认为，人应当积极主动地关心自己的生命和把握自己的命运，它激烈批评那些不爱惜反而戕害自己生命的人，它假托老子的名义说：“民之所以轻命早终者，民自令之尔，非天地毁，鬼神害，以其有知，以其形动故也。”由此可知，虽然天地鬼神皆不能制约这些人的寿命，但他们还是早夭或短命，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在生命面前表现为主体，也就是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相反，人若爱惜自己的生命，并谨遵养生之道而行，则其自然长存。故经文又说：“人欲长久，断情去欲，心意以索，命为反归之。”总之，要有能动意识，人才可能成为主体，长生久视也才有指望。正因为《西升经》中“我命在我，不属天地”一语中蕴含着丰富的主体精神，鲜明地体现了道教的本色，因此为后世道书广泛征引，俨然成了道教的一面大旗。

　　和《西升经》相比，《化胡经》在中国道教学术史上几乎没有地位可言，甚至被视为宗教迷信的登峰造极之作。《化胡经》的主要内容，是宣扬“老子西升，开道竺乾，化胡成佛”，讲老子升仙，令其弟子尹喜托生天竺，成为佛陀，创立佛教，教化胡人，从此才有佛教产生的故事。此书后来经过历代道士的添加补充，更是编造出老子以十六变化，或佛或仙，达到至圣至尊境界，教化佛众的故事，宣扬“道是佛之父师，佛乃道之弟子”“道则佛也，佛则道也”的观点。

　　直白地讲，这部经书的内容的确经不起严谨推敲，老子化胡完全可以看作荒诞无稽之说。但是，据史料记载，《化胡经》产生以后，很快就成为佛道二教斗争的一大公案，双方围绕此书的真伪，辩论了近一千年。汉末三国时期，最先就有牟子作《牟子理惑论》，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展开论说，在一问一答之间阐述了佛教的义理，就时人对佛教有六种怀疑，即疑经说迂诞大而无征;疑人死神灭，无有三世;疑莫见真佛，无益国治;疑古无法教，近出汉世;疑教在戎方，化非华俗;疑汉魏法微，晋代始盛等进行了辩诬，否定了老子西出化胡的说法。道教方面力证此书之真，并以此为基础，相继造作了许多具有明显化胡内容的道书，如《玄妙内篇》《出塞记》《关令尹喜传》《文始内传》《老君开天经》等，以证明道优于佛。

　　至唐高宗时，佛道两教仍然严重对立，高宗数次召两教的代表在自己面前辩论，唐高宗于公元668年召集群臣、道士与僧侣讨论《老子化胡经》的真伪，最后确定《老子化胡经》是伪作，命令将该书烧掉，允许寺院里免挂老子像，毁掉化胡图。唐中宗神龙元年，唐朝廷又召集佛、道二教在内殿举行《化胡经》真伪的盛大辩论会，朝中百官均出席会议。双方的辩论最初仍不分高下。当时正在长安游访的僧人法明，适逢其会，他站出来向道士们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老子化胡成佛，是用汉语教化胡人，还是用胡语教化胡人?如用汉语，胡人听不懂;如用胡语，此经就是胡语写的，它传到中国来，便须翻译。不知此经是何年月、何朝代、由谁口译?由谁笔录?”道士们一下给问住了，“绝无救对”。于是唐中宗下了一道禁止和销毁《化胡经》的敕书，结束了几百年关于此书真伪的辩论。

　　元时，关于《化胡经》的争辩又起，道教中分为数派，其中全真教势力最大，道观遍布全国。为了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由道长李志常将题为《太上混元上德皇帝明威化胡成佛经》和《老子八十一化图》重新刻印发行。这一做法严重地刺激了佛教，少林寺僧首福裕向宪宗控告道教的诬蔑，作为国师的喇嘛教那摩大师支持福裕，两教矛盾很激烈。宪宗出面干预，于宪宗五年(公元1255年)命令僧道各派17人为代表，当庭辩论，以决是非。道教派出以张志敬为首，佛教以福裕为首，第一场辩论道教失败，宪宗下令烧毁除《道德经》以外一切伪经，勒令道士削发为僧，立即由道教清退出二百余所寺院。道教不甘心失败，仍然与佛教明斗暗斗，所以后来又发生第二次、第三次辩论，但道教都失败了，以致在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元世祖颁发了镇压全真教的诏书，彻底销毁了《化胡经》等经典，所以元代以后的人只知有《化胡经》其事，但未见过其文。岂料相隔670多年后，居然在敦煌书库中再现唐人手抄《化胡经》的残卷，这一发现引起世人注目，它证实了佛道两教之间确有过一段尖锐矛盾的历史。

　　今人王利器认为，《老子化胡经》中老子化胡故事虽属虚构，但在此之前，《后汉书》《三国志》所记老子化胡之事，似乎事出有因，或许在两汉前，“老子经”确已在西域流播，因此才有此讹传。果真如此，倒是中印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进一步研究。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老子化胡经》，人们所关心的并不是它所谈的内容(老子化胡成佛，自属虚构)，而是通过对它的争论回顾佛道二教斗争的一段历史，此书的研究价值也仅在于此。

　　编辑/秋水

原载于《三秦文化研究》2023.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