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上名士王雪樵

塞上名士王雪樵

王月勤

　　王雪樵，清光绪二十年(1894)农历二月二十七日生于陕西神木县城北一个屠户家庭。名光荫，字雪樵，号右军之裔、一苇居士、雪山樵夫、慕陶馆主、寒鸦等。以字行世，真名不彰。幼而好学，聪慧过人，七岁入私塾，十二岁经业师启烈公推荐，为家乡凯歌楼题写榜书匾额，被誉为“神童”。1913年负笈京师，入北京法政大学读书。1916年中断学业，经国会议员、神木乡贤裴宜丞推荐，回陕任府谷县麻地沟县丞，后任陕西省省长李根源秘书。1922年，再随李根源入京，任农商部主事。1923年秋因农商部裁员返乡。居乡期间，被邑人推为神木看守所所长、高等小学堂堂长等。1929年冬，改任新编八十六师高志清部驻南京军政部代表。抗战爆发后，受绥远扎萨克旗沙王抗日政府邀请，任职沙王府秘书兼参谋。1939年农历六月，因伤寒不治，病逝于沙王府。死时仅余一袭破袍裹身。

一

　　雪樵一生，幼年失恃，青白阅尽，长而求功，书剑飘零，或有意或无奈，做过几任秘书一类的小官，但以古人“学而优则仕”的标准看，也算不得什么。如果没有他死后日渐隆起的书名，仅以“王秘书”“王参谋”之职，断难见于史乘，闻于乡邻。

　　幸而先生天资聪颖，少有才名，十二岁题匾“凯歌楼”，闻名乡里。从此受鼓舞，每日黎明即起，不事盥洗，终岁与碑帖为伍，手摹心追，从不旷废。家人常年为其磨墨，臂酸背疼，叫苦不迭。然先生浸淫于秦汉六朝碑碣，晨夕揣摩，乐此不疲，终于形成了自己的书法风格。他以隶法、方笔入行草，以草书入隶楷，师古而不泥古，学新而不媚新。他的字笔法拙朴，浑厚有力，苍凉中见温润，平淡中寓奇崛，有论者称其风为“汉魏风骨笔底参”(钟明善语)。

　　1926年4月，吴佩孚唆使河南的镇嵩军在刘镇华的率领下，向陕西的李云龙(字虎臣)与杨虎城部发动攻击。杨虎城率部进驻西安。时称“二虎守长安”。后经冯玉祥、邓宝珊等率部驰援，西安之围被解。为庆祝胜利，于右任先生邀请塞上名流王雪樵与会。雪樵得讯后，从神木出发，细雨骑驴，跋涉一月，于“游艺大会”开幕前一晚到达西安。第二天，大会开幕，雪樵应邀为“游艺大会”四字题写了会额，受到与会文武官员的一致赞叹。

　　1936年，王雪樵再赴北平，参加“北平笔会”。经过轮番竞选，反复评鉴，他的书法被评为“北方第六”。载誉归来，途径包头，受到河套同乡的盛情款待。居留期间，他为此间经商的同乡留下了不少墨宝。

　　经过这两次书法盛会的推助，雪樵的书法得到业内人士的认可，一时名声大噪。

　　可惜造化弄人。雪樵去世后，神木战火不断，遗孀武氏生活艰难，被迫捡出先生两箱子字画换得四亩半水田活命，散落在民间的“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当作“四旧”破除，凡家藏先生字迹的，烧之唯恐不尽，连凯歌楼上的匾额也未能幸免。就这样，先生的名号被湮没，成了书法史上的“失踪者”。好不容易等到“改革开放”，神州解冻，先生之子武绍文(自小过继舅父武止戈，从武姓)凭一己之力，寻访探遗，搜得数百件乃父遗墨。武绍文年迈，又由武广韬等子女接力，终使乃祖遗墨重见天日。

二

　　王雪樵生性孤介，不喜逢迎，书法在陕时与于右任齐名，但从不以书媚人。凡贫民百姓，红白事请，即倒贴纸墨，也心甘情愿;而达官贵人，依势作大，虽千金相求，亦断然拒绝。

　　在神木有一桩妇孺皆知的轶闻，说明先生有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风骨。1927年，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师长(1878-1936)过寿，派副官来神木，携带丰厚润笔，求“王先生”写寿幛。时先生正在神木东山关帝庙避暑，副官因有井大人的名头，神情倨傲，言语不逊，雪樵听后不爽，便婉然谢绝：“字不卖钱，恕难从命。”但副官怕回去不好交差，继而以“井大人”的名义相威胁，惹得雪樵大怒，一巴掌将二百两银元打翻在地，厉声道：“请复井大人：是手为父母所生，先师所工，非井大人使然。送客!”那副官见把事情办砸了，就拾起山坡上的银元灰溜溜地跑了。过了几天，驻神木副师长高志清捎话给王雪樵，说井大人隔几天要过寿，他想送幅寿幛，请雪樵兄务必代办。雪樵听了，觉得难为，便一大早跑到兄弟王应中家中“躲难”，说：“兄弟，我这几天要躲一躲，在你家住一阵，我有上好纸张，正好给你写几条。”果然，在兄弟家寄居的时候，为他写了不少条幅、中堂。再说副官回榆林后，另请一位“王先生”写了寿幛，企图蒙混过关。谁知寿诞当日，井岳秀打开寿幛，见此“王先生”不是彼“王先生”，怫然变色，直斥副官“不会办事”。

　　面对仗势欺人、拿腔拿调的官员，雪樵直言以对，从不假以辞色，他曾录唐人诗赠友人曰“不如高卧且加餐”;而对百工匠作、引车卖浆者流却不惮其烦，但有所请，无不应允，且自嘲曰“暂借老妪复瓦盆”。

　　1938年，先生书屋遭日机轰炸，大量手迹、碑帖毁于炮火。先生被迫移家县城南郊贺家坡村，墨迹亦随之转移。1939年雪樵故去后，其遗孀武氏独居该村草屋。会1944年夏季大雨，草屋漏雨，武氏央求该村村民搬出字画晾晒，一晒一收，大量作品就被村民“顺走”。问他们拿回家干什么，他们说：“糊窗户。”直到1948年，武绍文回贺家坡省亲，仍能见到该村村民用王雪樵的作品“糊窗户”。只有少量作品被保留了下来，因为武氏要拿它们“替鞋样”。

三

　　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如果仅仅将雪樵先生置放在传统文化、古典文明的大背景下，把他描述为一个名士、一个狂人、一个狷士，而忽略了他所生活的具体年代，你就会忽略掉他生命中更为精彩的一页。

　　在检阅雪樵先生的年谱时，我注意到两件事，也许与雪樵一生的书法成就比，算不得什么，但对当地的风俗转移、新文化的传播、生成，厥功至伟，不得不提。那就是1923年，王雪樵被北洋政府开缺，回到闭塞、保守的蕞尔小县—神木，就任县大学堂堂长(小学校长)和“天足会”会长的时候，在当地掀起的惊世骇俗的运动。

　　王雪樵是1913年离开家乡，入读北京法政大学的。从《政府公报》对其出任府谷麻地沟县丞的任命和当时报纸登载《李根源入陕之迎拒》的时间(《申报》1916年11月8日)来看，他由北京回陕应该是在1916年底或1917年初。此后长期服务于李根源省长，做秘书一类的工作。也就是说，“五四运动”爆发时，王雪樵本人并不在北京，而在偏远的西安，但当时西安也爆发了规模盛大的游行示威活动，以支持北京的民主运动。六年后，他再次跟随李根源到京，供职农商部主事，一年后却遭遇北洋政府的“二次裁员”，雪樵不得不黯然返回神木。

　　一个经受过时代大潮的洗礼，又接受过西方法治教育的年轻人，回到一个保守、闭塞的“熟人社会”，心情之苦闷可以想见。

　　他和旅外回乡的青年史仙洲、张耀庭等人联合起来，一起组织演讲团，上街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号召“打倒孔家店”，提倡“民主、科学”。这些观念很受年轻人和开明士绅的欢迎，但遭到守旧派人士的强烈抵制。他们将这伙人视为洪水猛兽，直欲除之而后快。

　　1923年，王雪樵担任了神木大学堂堂长(小学校长)，他在学校里废除了私塾教育，开设了数学、史地、格致(自然)、体育等课程，还在课余组织学生剪辫子、到郊外旅游，这些“大逆不道”的行为招致了守旧派人士的极大愤慨。他们不时怂恿一些人到学堂门口叫骂、扰乱。雪樵针锋相对，毫不退让，并亲书虎头牌一面，上写“学堂重地，毋得擅入。倘有故违，送县惩戒”十六字，挂在校门口，旁边还竖立木杖一根，以示恫吓。

　　捣乱不成，守旧派人士又变换花样，在校内有意塞进两处私塾。当新派老师讲课时，他们就叫学生摇头晃脑，大声诵经，以此来遮盖新派老师的讲课。雪樵发现后，立即找到这些老学究，要他们滚出去。学究们不服，告到县衙，县官不理，急得他们大骂雪樵是“神经病”，并送外号“王疯子”，但雪樵不以为忤。相持数月，最终迫使私塾退出学堂。此后，新派学生更加仰慕先生，有一位叫张祉繁的年轻人甚至自号“伴樵山人”，以示支持。

　　更加雷人的是，他成立民间组织“天足会”。

　　中国妇女缠足由来已久，屡禁不止。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早于1912年3月即发布“大总统令”，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但陕北地处偏远，积习难改，神木妇女罕有放足者。雪樵在担任大学堂堂长时，就和进步学生张毅成立“天足会”，自任会长，鼓吹妇女放足。

　　具体办法有文武两种：文的是，到街上集会、派会员搭台演讲、编写歌谣，鼓励放足，其词曰：“三寸弓鞋自古无，观音大士赤双趺。不知裹足从何起，始自人间贱丈夫。”武的有，雇佣“宋大脚”为“查脚委员”，每日坐轿鸣锣，逐户宣传。遇家中妇女积极配合，主动放脚，“宋委员”在轿中颔首，以示嘉奖;如见守旧妇女，三寸金莲，拒不配合者，“宋委员”在轿中示意，轿前“委员”立即掏出事先备好的铁钩一根，将此妇摁倒，金莲钩破，扬长而去。这些惊世骇俗的举动，使得本邑守旧势力惊骇莫名，恨不得将“王疯子”食肉寝皮而后快。他们把钩破的小鞋扔到王家的房顶上，或将裹脚布缠在王家的门环上，甚至唆使一些地痞流氓，到王家门上，高叫王雪樵的父亲王泽林的乳名“王年狗”，以示报复。但雪樵并不畏惧，依旧晨起练字，午后巡街，若无事然。后来抗战爆发，日本飞机轰炸神木，这些当初哭哭啼啼的妇女跑得比兔子还快，她们又哭着说：都亏“王疯子”救了咱!不然只能等着挨炸。

　　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离经叛道的举动，实际是“五四精神”在一个蛮荒之地的延后反应。王雪樵是胡适、鲁迅、陈独秀在陕北的精神兄弟。

　　编辑/秋 水

原载于《三秦文化研究》2023.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