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泉：华夏民族变迁的见证

文/刘博文

　　如果说中华民族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民族融合史，那么陕西省礼泉县就是民族融合的“活化石”。

　　从有史以来，中国古代的各个王朝到把开疆拓土作为头等大事，所以就有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之分，从地理位置上区分，也开始了各民族之间对疆土长时间的征战扩展，很多地方不断易主，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有的统治长达一两百年，结果导致各个民族的不少人重新选择自己的婚姻家庭，无形中形成民族融合。

　　礼泉县早在西周时期就设置县制。由于礼泉县自周开始一直处于京畿要冲地带，所以成为北方少数民族侵入的必经之地，也成为具有民族融合典型特征的地区。据《诗经·小雅·六月》记载：“猃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意思是猃狁不自量力，侵犯镐京(今西安)北方，一下子扩张到焦获(当时礼泉县名)、泾阳。猃狁是北方少数民族，周时称犬戎，后叫匈奴。历史上“烽火戏诸侯”之后猃狁竟然占领了焦获、兴平、武功一带，“居于泾渭之间”。兴平当时称犬丘，即犬戎居住的地方，到秦文公时期才伐犬戎收回焦获与犬丘。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比较重视民族团结，他的妻子胡姬(秦二世胡亥之母)就是色目胡人。汉代西域温宿国(今新疆温宿县)人内附，就在礼泉的温宿岑(今九嵕山东南侧五峰山)一带定居，以此地田牧园为名。公元206年刘邦统一全国后下昭：全国民族，不分客主，统称大汉族，始有汉族之称。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空前的民族大融合。

　　这里可以看出，尽管当时有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之分，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区分并不十分严格，所以融合是一种自然状态。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凡是繁荣发展的时期民族融合就会形成良性循环。汉代张骞出使西域这一“凿空之旅”，开辟了丝绸之路，促进了西域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到了唐代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城长安就是一个万国来朝的向往之地，长安城居住暂住的少数民族和外国人有时多达10万人，其中有的是匆匆而过，有的干脆就在长安城周围定居下来，这时候民族融合就成为一种必然。唐太宗推行“车轨同八荒，书文混四方”的博大开放、海纳百川的政策，使得唐朝从习俗风尚到政体思想，都体现出胡汉交汇、中西贯通的多元文化特征，使大唐帝国攀升到封建社会的顶峰。

　　另一种就是战乱引起的融合，如春秋战国时期、汉唐时期和“五胡十六国”时期是处于一种被迫、无奈或者生存的一种选择。西晋后期，匈奴、鲜卑、羌、羯、氐北方五大少数民族部落不断地趁乱反叛，先后建立起十多个强弱不等、林林总总的大小“王朝”，导致动乱和分治长达300多年，史称“五胡乱华”，战火连连，胡汉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为了区分就把北方的少数民族和游牧民族统称“胡人”，这也是胡人名称的最早来历。公元471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即位，出于稳定政权和缓和民族矛盾的目的，亲自主持制定并实施了一揽子“亲汉”重大举措，汉化成为改革的主要内容。大规模推行甚至“彻底”禁止胡语，学汉话，改汉姓，穿汉服，推行胡汉通婚，在不断的通婚中逐渐融为一体，这样就从思想、文化、经济、语言、风俗习惯各个方面促进了民族大融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孝文帝改革”。因此从血统意义上讲，不管是汉族或者其它少数民族几乎不存在真正的纯种民族

　　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把当时称为谷口县的礼泉县改名“宁夷县”，这个县名就带有明显的少数民族的特点，说明当时这个地区居住的少数民族还是比较多的。在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北方突厥族一下子就把九万口人迁移到这一带。今礼泉县昭陵乡的讫突村(现名胡度村)，叱干乡的叱干(复姓)村，都是当时北方少数民族突厥族、胡人聚居比较多的地方。

　　北魏时期，鲜卑族慕容裘投魏，鲜卑语称“归义”曰：“豆卢”，魏拓跋氏就恩赐慕容裘姓“豆卢”。现在礼泉县建陵、叱干两乡的南豆卢村、北豆卢村一带就是当年复姓“豆卢”的鲜卑族人集中居住的地方。孝文帝在推行汉化改革政策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个相对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叱干这一复姓简化为单一的薛姓。《魏书·官氏志》中记载：“叱干氏，改为薛氏。”但是仍然有人以叱干复姓或者以叱氏单姓作为自己姓氏的人，以纪念他们的来源之地与祖先，世代相传至今。由于鲜卑族部落在此定居，他们干脆以部落名命名村名。明清时期这里属于龙泉里，称叱干村，民国时期称叱干镇。此后虽然镇、乡、社区的名字不断变更，但“叱干”这个带有古鲜卑族遗风的地名始终没有变，一直沿用。

　　唐代李世民十分重视民族团结，在开国功臣中重用了很多少数民族将领，他们都建立了很多功勋，唐建国后都委以重任。礼泉县距唐都城长安较近，地理环境较好，唐太宗就把不少少数民族大臣的封地选择在礼泉让他们居住。其中比较有名的如突厥族的阿史那忠曾经宿卫皇宫40年，封薛国公，招为驸马，唐王恩赐国姓——李。礼泉县史德镇的阿史村(现名莫耳村)就是阿史那忠的府邸和后代居住的地方。居住在这里的人都知道他们的老先人就是阿史那忠，是驸马爷，给皇帝把守宫门呢，该村的李姓家谱老影上供奉的祖先形象穿戴就是少数民族的服装。史德镇的史都村是唐朝突厥族将领阿史得览的封居地。该村东有三个比较大的墓冢，据传就是阿史得览及后代的之墓，现在仍然存在。礼泉县烟霞镇史家村是唐初突厥族特勤史大奈被封为窦国公居住的地方，因此而得村名，也是自然而然的形成民族融合。

　　从个体上看，早在黄帝与蚩尤大战的远古时期，“南蛮”部落首领蚩尤就带领千军万马从云南贵州一带来到今天的河北一带，企图与黄帝争夺属地或者统治地位，这肯定不是几天时间，要打仗，又要生存，必然有通婚，可见民族融合早就开始存在了。春秋战国时期，礼泉县处于当时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地带，实际上民族融合也是一种自然现象，只是没有明文记载而已。汉代的王昭君、蔡文姬出塞成为历史美谈，汉武帝的托孤大臣金日磾既是当朝驸马，也是匈奴王子。隋唐两朝的开国皇帝以及皇亲国戚都带有西北少数民族的血统，唐太宗本人干脆就是鲜卑的后代。唐代文成公主等十多位公主远嫁番邦，而唐代诗仙李白竟然出生在今天的俄罗斯贝加尔湖一带，唐代诗人元稹就是拓跋氏的第十代后裔。

　　从语言习俗看，由于少数民族在礼泉一带迁徙、杂居，形成了汉语与不同少数民族语言的融合与交流，兼容并蓄，好多话语中仍然有着其文化元素和独特的文化个性。今天礼泉一带人的语言中，胡椒、胡吹、胡混、胡琴、胡麻油、胡日鬼、胡说八道、胡吃海喝、胡拉乱扯等词语，都具有语言“混血”的痕迹。把父亲叫大(达)，把姑奶奶叫“瓜婆”、把奶奶叫“达”，把快一点叫“刻里马嚓”，把不知道的什么地方叫“阿达”，这些都与胡语有着“丝蔓扯瓜蔓”说不清的牵扯，有不少语言是“转音”的结果。还有不少姓氏如党、万、慕、祁、折、呼、薛、叱、叱干、上官等姓氏也是胡人姓氏的孑遗，因此说“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琴声”确实有道理。

　　从汉代开始到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空前的民族大融合。各民族一起劳动生产，繁衍生息，促进了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共同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也使礼泉县这一块民族大融合、大团结的“活化石”熠熠生辉。

　　编辑/齐悦
 

原载《三秦文化研究》2025.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