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阿利：中国电影发展史视域下的中国西部电影

从定军山说起——中国电影发展史视域下的中国西部电影

张阿利

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西北大学电影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三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定军山，这座屹立于陕西汉中盆地西南的巍峨山峦，其文化价值远不止于地理标识本身，它早已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与艺术熔铸中，升华为一个内涵丰富、层次叠加的中华文化地标性符号。它从秦巴山脉中崛起，穿越千年战火，走入文学殿堂，登上戏曲舞台，最终在方寸胶片中定格，完成了一个文化符号最辉煌的蜕变与升华。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创办者任庆泰，将谭鑫培主演的京剧《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等经典片段拍摄下来。这部无声的黑白短片，成为了中国电影史无可争议的开山之作。胶片上定格的黄忠形象，不仅记录了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精华，更标志着一种全新的、划时代的艺术形式——电影——在华夏大地的正式诞生。定军山，这个承载着厚重历史与艺术积淀的名字，从此便与中国电影的光辉起点紧密相连，具有了划时代的象征意义。

　　2025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120年来，中国电影从蹒跚起步到蓬勃发展，在时代的浪潮中不断发展与变革。中国西部电影承载民族风范、民族精神和中华文化标志，是中国民族电影的代表和旗帜，为建构中国电影艺术探索作出重要贡献。1984年3月，钟惦棐在1984年度西安电影制片厂创作会议上做了《面向大西北，开拓新型的‘西部片’》的讲话，提出了西影人要充分挖掘西部历史文化资源致力于拍摄中国自己的“西部片”的理论旗号。在此旗帜鲜明的理论引领下，西部电影人40年创作了一大批享誉中外的中国西部电影经典之作。

一、中国西部电影的文化属性

　　从社会文艺思潮发展的背景来看，早期西部电影的创作潮流直接根植于文化艺术领域里大规模的文化寻根与反思运动。进入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中国西部文化艺术实践与理论批评的提出，西部电影、西部文学、西部音乐、西部舞蹈等西部文艺现象得以被关注。著名电影学者罗艺军认为，“在中国，第一次自觉地以地域文化为轴心的类型片雏形，则是中国西部片”。《人生》《黄土地》《默默的小理河》《野山》《野妈妈》《黑炮事件》《盗马贼》《神鞭》《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老井》《孩子王》等影片一方面表现了个体在现实社会困境爆发的顽强生命力，另一方面表现现实生存困境流露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亲密依存关系。通过带有鲜明文化印记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命运安排，早期西部电影一方面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性进行深刻地挖掘，另一方面深沉地思考着民族文化的现实困境与出路。

　　作为民族电影流派的重要代表，中国西部电影的影像血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难以割裂，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人文精神、文化物象、民俗文化风情交叠其中，共同构成了中国西部电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像阐释。高加林、刘巧珍、禾禾、桂兰、当归等典型人物生活于贫瘠的中国西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抗争构成了他们生命经验的悲情底色，张扬着西部人身上的坚强、敦厚、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深刻揭示与历史呈现，成为中国西部电影重要的美学特征、艺术传达路径和影像表征。儒、释、道思想是我国传统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教思想在西部电影中的深刻呈现，使西部电影具有深厚的思想内蕴。《黄河大侠》《双旗镇刀客》《新龙门客栈》《天地英雄》《卧虎藏龙》等影片聚焦纷繁复杂的江湖空间之中小人物的情欲抉择与智慧张扬，这一设计与儒家所崇仰的“天地之性，以人为贵”的人性准则相融通。《黄河大侠》中正面人物马义与反面人物段王在妙法寺展开对决，最终段王葬身于黄河的滚滚怒涛之中，照应了佛家“善恶终有报”的思想。《双旗镇刀客》中孩哥的以少胜多的反英雄性人物塑造策略和漫天黄沙、嘶吼怒马的写意化视觉风格与道家所崇尚的“虚静恬淡寂寞无为”“意与境会”“神境结合”的思想形成一种颇有意味的同构。

　　中国西部电影创作实践紧跟改革开放进程的诸多关键节点，从若干层面折射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逐层递变，“启蒙意识”“无根意识”以及“生态意识”三个主题构成了电影作品对不同时期社会现代性困境与焦虑。《人生》《黄土地》《老井》《黑炮事件》等经典西部电影塑造了一大批性格鲜明的现代启蒙知识分子形象。深陷人生追求与道德包袱旋涡中的高加林、背负家族使命却爱而不得的孙旺泉、为了一颗棋子被冷遇的赵书信，这些人物的起伏命运真实再现展示了20世纪80年代现代启蒙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历史乡土文化的深刻反思，凸显了西部电影的“启蒙意识”。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物质财富迅速增加的90年代，电影《二嫫》《疯狂的代价》《秋菊打官司》表现了新的生存环境中人对命运的无奈以及人的“主体性”何去何从的问题。新世纪后，西部电影导演将目光置于西部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以写实的方式书写了现代化进程中的西部生态境遇。《可可西里》《狼图腾》《血狼犬》《塬上》等影片灌注了西部导演的原乡意识，在方寸镜头中还原西部家园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真实处境。

二、中国西部电影的创作格局

　　《人生》《野山》《老井》《美丽的大脚》《血狼犬》等影片所表现的正是一种新旧思想冲突和西部人求变、进取的时代变革主题。这些作品以其真切的心灵关注现实生活、细微地剖析人物心理和真挚地刻画人物性格，力求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高度融合的美学特质而闪耀于国内外影坛，使得中国西部电影具有了迥别于其他风格和流派电影的主流特质。钟惦棐认为，电影是否具有时代精神，不在于它是否‘写’了改革，而在于它能否用改革者的眼光看待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电影《野山》以现实主义的笔触绘制了大西北粗犷、朴拙的自然、人文风貌，展现了秦岭深处苍茫、雄浑、富于力度的中国西部美。影片虽然没有直接写改革，但是从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绘中折射出了改革对于普通农民思想观念的冲击和震荡，从而把握了时代的潮流。进入21世纪，西部影人高扬“新西部电影”的鲜明旗帜，电影《美丽的大脚》《惊蛰》《可可西里》《三峡好人》《图雅的婚事》《高兴》《羊肉泡馍麻辣烫》继承和发扬西部电影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优良传统，闪耀西部电影的艺术气质。

　　中国西部电影40年的发展伴随着新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美学变革，以少数民族族裔导演创作的，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为空间视域，观照本民族现代生活变迁与心灵苦旅的“母语电影”“新民族电影”相继出现，扭转了以往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电影的生产和消费体系中的政治导向功能与汉族中心意识。”新世纪以来，藏族青年导演万玛才旦、松太加，蒙古族青年导演德格娜、周子阳陆续崛起，作品《塔洛》《气球》《老狗》《阿拉姜色》《告别》《老兽》《乌海》围绕少数民族生活的边疆空间展开叙事，关注现代化进程中家乡的现实生活，以纪实化的影像语言捕捉个体的生命起伏与情感波动，具有抒发反现代性的“家园意识”，形成了有别于当代主流电影之外的一种独特的电影现象。

　　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电影产业化转型的语境之中，中国西部电影自觉将西部雄奇瑰丽的自然景观纳入类型电影的线性叙事结构之中，经由凝练简约的镜头语言的“转译”，广袤苍凉的西部被塑造成为演绎传奇的新舞台。1988年，西安电影制片厂生产的武侠动作片《黄河大侠》共卖出了425个拷贝，不仅是当年的全国拷贝量第一，而且创造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的拷贝之最。这一成绩的取得不仅有赖于娱乐片创作策略的有效实施，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分账结算的发行方式同样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1990年，何平拍摄的《双旗镇刀客》以极致的写实主义的造型风格为观众营造了一个侠客生存的江湖，自然原始的风物人事造就了影片的狰狞狂野之美，成为西部武侠片的代表之作。

三、中国西部电影的风格探索

　　在中国西部电影的影片序列中，以吴天明为代表的第四代导演的作品在影戏美学民族化传承与电影纪实化探索的双重美学思潮中书写西部故事，在追求真实的基础上深挖作品的现实内涵，编织了大众审美的“世俗神话”。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则有意识突破影戏美学观念，以表现主义的美学观念开掘电影语言的表意形式，以“意”摄“象”，达成表现性与再现性的高度统一。以张元、张杨、贾樟柯为代表的第六代导演的西部电影创作以更为决绝的方式扬弃了影戏电影观念，使用更为纪实的手段来构成影像，形成作品对个体精神的关照和对时代背景的反思。

　　作为民族电影的重要代表，中国西部电影重视运用自然景物、民俗元素等意象来创造出独特视觉效果和情感氛围，通过意象来参与叙事和深化思想内涵。在《黄土地》《黄河谣》《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等影片中，“黄河”被作为一个具有多义性的文化和社会概念嵌入影像肌理，成为矛盾的文明表意符号。一方面黄河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养育了大地上人们的生命，而另一方面它又是如此原始贫瘠，禁锢着人们的内心，这种民族文明的矛盾感充斥着影片，传统黄色文明在向现代社会过渡时展现出了无法回避的生存困境。进入新世纪，中国西部电影的艺术片探索更为注重电影意象的开发与运用，催生了诗性影像的新形态。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甘肃导演李睿珺、贵州导演毕赣、蒙古族导演德格娜、重庆导演章明以及陕西导演马诗漫的电影表达将诗意性表达与现实主义题材相交融，以纪实化的影像语言捕捉个体的生命起伏与情感波动。

　　中国西部电影自觉选择具有民族特征、社会历史、地域文化特性的电影声音元素，借助同期声录音与后期配音等元素，一方面将电影声音作为叙事修辞手段，增强电影的现场感与保真性，助推了西部音乐电影的类型生产。另一方面将影片视为美学精神和社会文化的物质性载体，具有西部风情的声音景观辅助西部空间的建构。电影《黄土地》《老井》《筏子客》《秋菊打官司》《黄河谣》《红高粱》在视觉层面将西部风景与西部意象纳入方寸镜头之中的同时，善于挖掘陕北民歌、关中秦腔、西部歌谣、祭祀颂词等地方性听觉民俗文本并创造性使用，在叙事语境中建构区域声景，将“空间”转换为“地方”，从而使电影在感官文化层面上与观众形成情感依恋。《黄河谣》《日出日落》《不当演员的姑娘》《在那遥远的地方》《大河唱》《书匠》《黄河尕谣》等电影则将表达对象直接对向西部音乐和民间听觉艺术，以西部民间艺术家与音乐的关系、西部音乐与西部土地的共生缘由作为整部影片的文化基底，演化为西部音乐片的独特类型，反映出独属于西部的民族社会风貌与听觉感官文化。

　　在中国电影120周年的发展历史上，中国西部电影40年发展进程无疑是一道具有代表意义的靓丽风景。中国西部电影的发展起源于西部文化的自觉性影像表达，在雄奇瑰丽的西部场域中留存中国社会现代性探索的时代记忆，开展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思考，推进中国电影向世界电影舞台的跃升。饱含生命意志、苦难意志以及开拓意识的西部精神激荡于原始厚重苍凉的西部景观之中，熔铸于豁达勤劳朴拙的西部人民血脉之中，与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的真实性追求与电影艺术的独立性探索一道，完成了中国西部电影的民族性表达，为中国电影的国际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原载《三秦文化研究》2025.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