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榆林古城工商业

文/王建霞

一

　　民国十一年(1922)，京包铁路通车，削弱了境内的商品经营辐射能力，加上咸榆、咸宋公路的修通，外来货大量充斥境内市场，许多手工业者歇业转农，商贸活动呈下降趋势，一派冷落。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简称“七七事变”)，拉开了全面侵华的序幕。不久，北平失陷，日军占领了天津，此后，日军又占领了东北和整个华北地区，榆林至太原、天津、包头等地的商路被阻断，皮毛、布匹的贩运基本停滞，榆林城百业凋敝。

　　1938年2月起，日军派2000余兵力，进攻陕甘宁边区，从山西渡河占领了府谷城。在东面从军渡、碛口猛烈炮轰黄河沿岸的吴堡、宋家川等地，势在夺取神府、榆林、吴堡，然后南下进攻延安。榆林成了晋陕绥边区重要的国防线，既是全国抗日战略大后方的一部分，又是整个大西北抗击侵略、直接面对日寇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前哨阵地。一时察哈尔、绥远两省政府机关、不同派系的地方部队和人士，以及各色流亡人员、蒙旗王公和大批难民，数以万计纷纷流亡、云集榆林城，榆林临街铺面或四合院，都成了流亡而来的机关的临时官署和宅邸，满城挂着机构牌匾。

　　其中包括察哈尔省政府、热河省政府、绥远省政府、黑龙江省政府及其下属的专员公署、盟委等机关，晋陕绥边区、国民党二十二军、国民党八十六师、延安八路军驻榆林办事处(主任龚逢春，驻地设在李学士中巷冉家院内)、挺进师、骑七师、六师、河防司，外省部队有蒙古游击军第二区司令荣祥及其所部、蒙旗独立旅(后改骑兵第三师)、何柱国的骑二军、白凤翔的骑五师(后改热河先遣军)、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归绥宪兵司令马秉仁部、包头警备司令部陈玉甲部、门炳岳的骑七师、东北边防军黑龙江省副司令马占山的东部挺进军、张励生的察哈尔第一游击军等。

二

　　榆林城由当时两万多的人口突增至十多万，消费剧增，应市场需求，各行手工艺匠人和商人纷纷开设商号，包括驻军和流入人员，也加入了商贸大军。榆林城的工商业一夜爆发，中医堂多达40多家，手工业550多家，工商户148户，边商2000多人，皮坊达70多家，毛织业30多家，皮条铺20多家，鞋匠铺67家，毡、毯坊各30家，口袋业十多家，打破了常规记录。

民国时期榆林古城全景

　　1939年，日本飞机三次轰炸榆林，致使人心惶惶，商人无心经营，市场出现融资难的情况，一些本地商号和外地商号以及典当行、钱铺为了安全起见，逐步不再赊货和放贷，开始对放出去的货款进行讨要。资金雄厚的部分商号虽然仍允许赊货和放贷，但也逐步将赊货时间和放贷收款时间缩短以避免风险，有的要求现款交易。这样一来，小边商无法经商，大边商资金周转不开，商贸处于停滞现象，百姓生活用品奇缺，市场物价猛涨，生活异常艰苦。有的商人大量囤积货物、想牟取暴利，但动荡年代，福祸无法预料。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榆林到太原、天津，包头和张家口到天津的公路、铁路全部开通，大量的日用百货得以运达榆林，加之外籍商人抛售货物准备返回原籍，造成物价狂跌。抗日战争胜利前，一匹布200元左右(法币)购进，抗战胜利后降至十几元(法币);一两金子最初按银元计1000多元(法币)买进，降至一两100元(法币)左右，一些高价囤积货物的商号因此破产倒闭。

　　榆林城内，瓦窑沟上巷的“广益当”典当行老板返回山西原籍;万佛楼底开设的京货铺子，老板是三十多岁的杭姓榆林人，京货铺全凭借贷别人的银钱做生意，物价下跌后，债主围门讨债，杭姓年轻人被迫上吊自杀;有名的“双义斋”鞋铺倾家荡产，老板受刺激变得疯疯癫癫，无论哪一家商铺都在劫难逃。

　　其时，市场一片混乱，一些本地和外籍商人为图暴利，做起了投机活动;一些典当行和钱铺，每天将各行零售所得的银两和钱币(法币)收到自己的店内，再兑换出去，以应市场需要，每兑换一两能得利钱20至30文，叫“明利”。一些商人大量囤积货物，外籍商客也委托本地商号代为办理囤货。绒毛皮张贸易，空买空卖成风，有的人从中大发横财，有的人因为信息不灵通，不是赔钱就是倾家荡产。后来人们不但不赊卖，放贷也大大减少，期限缩得更短，这样使得空买空卖难以继续，商贸投机市场不告而终。1947年，两次榆林战役后，外地的手工业者纷纷离开榆林，返回原籍，古城商贸活动陷入低谷，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编辑/游铭
原载《三秦文化研究》2025.03期